呵护乡土杂草，警惕不合时宜的外来除杂绿化技术和标准

陈勇儒

摘要：本文作者从中国正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视角出发，从当前中国绿化养护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现状、北京市的绿化技术转向探索、问题的提出、除杂绿化技术及标准的简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入，结合具体案例和执行中的法规和标准的相关条款，展开详细论述，建议尽快停止在国土绿化加速行动中按照外来的除杂绿化技术标准对自生乡土杂草进行的一刀切式主动铲除灭绝、全垦土地破坏土壤和植被稳定的生态系统、重复更换绿化植物等人为过度干扰的系列行为，呼吁回归传统植物文化的“让乡土杂草长”。

关键词：杂草，除杂绿化，技术，标准

陈勇儒.呵护乡土杂草，警惕不合时宜的外来除杂绿化技术和标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2023年3月，总第37期.ISSN2749-9065

新时代绿化技术发生颠覆性转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绿化技术，也应从对乡土杂草“除早、除小、除了”转向回归传统植物文化的“让乡土杂草长”。

一、建议提出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为防止自然生态恶化，在义务植树种草热潮中，美国的刺丝围栏和特定草种形成的草坪被视为具有卓越的生态治理功能、现代化的标志、文明的象征而引进中国。以进口美国草坪草种为主的高尔夫运动场式园林绿化技术突出全垦整地、灭绝土壤有机质、利用人工或除草剂除杂、频繁浇水修剪等精细化种植、养护要求，不承认乡土自生小草是园林景观植物，以及传统的自然草地和草山不被视为绿化成果。因刺丝围栏技术和高尔夫运动场绿化技术被宣传为“先进性”、“科学性”，而被广为虔诚膜拜、奉为圭臬，分别成为草原和城市生态治理的关键。“围栏面积”、“草坪覆盖面积”和苛刻的“杂草率”成为评价绿化绩效、预算分配的重要指标。

围栏制度和以进口美国草坪草种为主、灭绝乡土自生草本植物的高尔夫运动场式除杂绿化标准分别成为草原和城市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这一现象可称为“以美为师”。

“以美为师”、以推行进口草坪为主的外来除杂绿化技术导致的直接经济后果是草种的进口价格和进口量持续上涨，呈现双失控现象，在进口草种议价方面没有自主权。“进口草种主导市场、国产化程度低。主要草种依赖进口、尤其是草坪草种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刘自学，2016）。王明利和刘亚钊等（2017）研究了2016年的中国草种子进口格局，指出草种子来源市场高度集中，主要来源于美国，丧失议价权：“我国在美国、丹麦及加拿大的草种子进口量约占我国总进口量的95%，其中美国占73.40% 、丹麦占12.05%、加拿大占9.83%。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必然会使我国草种子贸易处于被动的地位，无议价空间和谈判能力”。

面对不当绿化技术导致的环境破坏，强调传统文化自信的著名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呼吁“还我自然”，提出的“绿化就是文化”观点广为流传。传统文化注重对自生乡土草木、昆虫和土地的呵护，但随着1980年代以来对美国式现代化的学习，随着相关围栏制度和高尔夫运动场式除杂绿化标准的严格执行，传统的以“草库仑”为特征的轮牧文化和“不除庭草留生意”的自然园林植物文化、瓜果飘香的田园文化凋零。

众所周知，高尔夫运动场式园林景观存在严重的面源污染和水资源耗费。几十年来，抛弃中国传统的以乡土杂草为主的自然园林景观，将城市绿地按高尔夫运动场绿化技术精细养护。这种以进口美国草坪草种为主，高耗水、高养护成本、重复更换草木、频繁除杂草的高尔夫运动场式绿化技术导致绿化面源污染、土壤质量恶化和水资源浪费等生态负外部性问题，一直倍受争议。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关注绿化中存在的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考察期间指出，实现绿色发展关键要有平台、技术、手段，绿化只搞“奇花异草”不可持续，盲目引进也不一定适应，要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绿化之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植树活动作出指示，“地面不要刻意平整、修饰，坑坑洼洼、杂草丛生也不要紧，铁锹和水桶都用现成的”，“树种要根据规划和地块的实际需要选择，不要名贵苗木。”特别指出植树不需要“刻意”平整土地，不需要破坏原有的杂草植被及其生境，为被以“杂草”之名而污名化的乡土野草正名，体现了对原生杂草和原有土壤生态系统的呵护。由此可见，走出刻意规整土地、除杂草等盲目崇拜外来种植和养护技术的固化思维，亦是国家领导高度重视的。

几千年前，面对洪水天灾挑战，大禹留下了启蒙后世的禁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遵循大禹禁令，呵护乡土杂草，“不夭其生、不绝其长”，限制人为过度干扰杂草生长，成就了我们领先于世的、璀璨的中华文明。

当下，面对几十年来以进口美国草坪草种为主的美国式现代化绿化技术的推行，面对对外来除杂绿化技术虔诚膜拜、奉为圭臬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这一重要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比肩大禹禁令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们拒“洋垃圾”于国门之外，开始走出“围栏陷阱”，开始禁止无边界的种植草皮。

2020年9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提出了“六个严禁”。对草皮的供给侧提出限定：“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明确指出草皮铺植的草坪不过是主要具有装饰功能。2020年9月18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指出：“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的植物，需要移栽取土，对耕作层破坏很大。”这是1984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城市草坪及地被植物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推广草皮生产以来，近四十年里第一次权威性地明确指出草皮生产环节的危害。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9号）于2021年6月2日发布。这一意见强调绿化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工作原则，不再盲目于推崇引进的外来草种、树种，对草种的需求侧提出要求：“积极采用乡土树种草种进行绿化，审慎使用外来树种草种。”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再次要求绿化工作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再盲目于虔诚遵从外来引进的全垦整地、重复种植更换、精细养护等人为过度干扰的绿化技术。然而，并未有与这两项意见相配套的呵护乡土自生草木的标准出台，实际绿化工作还是以突出除杂要求的绿化标准为依据。

笔者认为，正确学习并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有效制止外来除杂绿化技术在中华大地上狂飙突进的最为有力的武器。“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以及“防治外来物种侵害”等等，这些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讲话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休养生息。

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统自然园林“不除庭草留生意”的植物文化，可知：自生乡土杂草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园林的重要景观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乡土杂草不是绿化的反面，亦应为乡土杂草的“休养生息”创造条件。

短短几十年的外来除杂绿化技术推行，导致的直接社会后果是大禹治水以来几千年呵护乡土小草的传统植物文化被抛弃，“不除庭草留生意”的传统园林植物文化断层。在“除杂”向“让乡土杂草长”的新时代绿化技术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除杂绿化标准的推行和人们除杂观念的固化，目前各地还在强化除杂理念，视乡土小草为敌。

二、北京市的绿化技术转向探索

（一）北京大学成立“校园自然保护小区”

与追求乡土杂草“寸草不生”的绿化标准相反，也与国家审计全覆盖中要求“除杂”的审计意见相反，北京大学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归传统园林植物文化，走出除杂绿化标准桎梏。与一些普通高校偏好校庆期间更换校园草坪和花卉灌木树木的景观提升不同，2018年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时，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远瞩高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勇于创新，决定设立校园自然保护小区。保护小区核心区域的绿地以不平整土地、不除杂、不打药、不重复更换、不浇水、不修剪等少干扰的自然演替乡土杂草植被景观为主。

“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解放初期冀北高原大部分草场都是一米多高的牧草”（朱志俭，1982）。北京大学重现了北方地区传统的一米多高郁郁葱葱、未经修剪的乡土杂草植被，“芳草萋萋”。与风景园林学“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偏好人工栽种植物组合相反，保护小区绿地不是师法自然、而是尊重真实自然，不仅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食物链和稳定的动植物群落，还拥有了珍贵的稳定健康的土壤生态系统。风生水起、草长莺飞，藏风聚水、阴阳相济，具有自然韧性和弹性，不惧干旱、不惧高温、不惧沙尘暴。“风兴云蒸、事无不应”：“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既具生态功能、亦有游憩功能和传统自然审美。将疯长的乡土杂草置于崇高地位、视为景观植物，与人为栽种植物共生共存。“庭前草木深”却不减北大风采半分，展现了北大自信，捍卫了中华传统园林文化和书院文化。虽不符合现行绿化标准的除杂、重复铺植、频繁浇水、打药、草坪低矮度等高尔夫运动场式精细养护技术要求，也没有崇尚进口草坪草，但在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大会上，“北京大学校园自然保护小区”案例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受到国际社会尊敬。

和除杂绿化标准不同的是，传统养护技术需要更高、超细节管理，需要更多知识的综合运用。缺点是对科技人员的综合知识素养和审美素养要求很高，但因形成了绿地自我演替的完整生态系统，会大为减少绿化工人沉重的工作负担和高耗费水等绿化成本。不同绿地各有其独特性，需要更细微的不同技术养护，很难有统一的技术标准。例如，同样是传统园林植物文化，北京大学校园自然保护小区和天坛公园的养护技术就不同。景观效果也有独特性，走入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其如荒野一般的绿地景观不会被误认为是其他高校。

（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理念转变

北京市的除杂绿化技术和标准一直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同时也备受关注和批评。201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响应人民群众对自生乡土植被的喜爱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对绿化领域除乡土杂草的技术争议，提出了“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要求。2022年8月，蔡奇书记就推进温榆河公园规划建设强调：“要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减少人为干扰，打通生物廊道，为野生动物活动、栖息和迁徙留出生态空间。”“农业也是公园特有景观。坚持低扰动的生态规划理念，加强自然带管控，探索荒野化管理，营造自然生境与生物栖息地，丰富生物多样化。”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市领导要求，追求绿化高质量发展，开始树立传统园林植物文化自信、重视绿地的生态功能，多次发出“让野草长”的呼吁，开始从注重对乡土杂草“除早、除小、除了”的灭绝转向注重乡土植物的自然抚育。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高大伟表示：“实现高质量的园林绿化，要求我们转变建设观念，过去绿化建设中经常要求清除林地绿地中的野草，而现在我们要把它们利用好、管理好，要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生态问题。”媒体总结乡土野花野草有五大优点：“节水、省钱、抗病虫、增添野趣、自成生态链”。北京市促进绿化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转向探索和勇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被媒体赞誉为：“颠覆了几十年来野花野草见之必除的老做法，确立了乡土植物在北京的‘生态地位’”（黄建华和何建勇：《陈吉宁市长批示推广利用乡土植物要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北京乡土野花野草不再姓“野”》，《绿化与生活》2018年第6期）。

“野草”一词是民间口头用语，“杂草”一词是1980年代引进美国的高耗水、高污染的高尔夫运动场除杂绿化技术后广泛使用的重要学术用语和绿化标准术语。“杂草”是宏观视野中“荒野”的微观呈现，没有自生乡土杂草群落的绿地不是荒野。除杂是住房与建设部发布的现行关键绿化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287-2018）中的核心技术。在国家审计全覆盖过程中，北京市、济南市、徐州市等地的绿化审计意见也提出了强化除杂要求。

基于实际绿化养护工作中对自生杂草的人为灭绝，城市生态学、恢复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环境史等学科持续从生态角度关注城市绿化。“杂草”一词具有歧视本土自生乡土野草的隐含意义，相关学科的学术文章很少用草坪学中带有污名化的“杂草”一词，而用态度更友好的自生植物、非目标植物、城市野境、城市荒野、近自然等突出生态意义的词语进行善意表达，试图构造一套与风景园林学、草坪学不同的话语体系。各学科用语不统一，但因没有掌握关键绿化标准的制定权，这些和“野草”一词相同：都不是关键绿化标准中有明确定义的术语。

《说文解字》中释“杂”为“五彩相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诗意的美好解释。“杂草杂树”、“野草野树”都是传统所用口语，“杂草”一词本无贬褒义之分，却在绿化领域走入了“除杂陷阱”。在生物保育学专家编写的北京市地方标准《绿地保育式生物防治技术规程》（DB11T 1733-2020）中，还是回到了“杂草”一词，对“杂草”给予正面肯定，与绿化实践一致。因此，基于可理解性和一致性，基于生态安全，本建议与专业术语对应，采用风景园林学专业术语“杂草”，无褒义贬义之分，仅以与绿化、审计实务工作相一致。

三、问题的提出：铲除乡土杂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象征吗？

不当的标准易导致资源浪费、权力寻租。一直以来，绿化领域的贪污腐败引起的民众关注并不低于“三公”经费的关注。2019年4月19日，针对城市绿化中屡禁不绝的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重复绿化、突击绿化、一夜成林、一夜成境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中纪委网站首页和《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头条同时发文《城市绿化，莫让“绿色”蒙尘》，再次强烈指出：“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危害不可小觑。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但是，由于除杂绿化标准明确要求重复更换绿化植物，纪检监督并未对绿化标准提出任何实质性禁止，以上所讲的问题依然如故。如缺水严重的乌鲁木齐市2018年印发的《乌鲁木齐市绿地养护管理绩效考核办法》，除规定要“除杂”、“浇水”外，还突出重复更换草坪、花卉等景观植物。一、二、三级绿地的考核要求均是：根据宿根花卉品种、生长特性及景观效果，3-5年更新一次；一、二年生草花原则上草花种植区域按照原设计每年进行栽植；根据草坪生长势及景观效果实际，5-8年更新1次。以上不及时更新景观效果差的，均有相应的扣分。

2022年，各地开展口号鲜明的“五拆五清”活动，以景观提升之名，明确要求铲除村庄的乡土杂草，与传统的农耕田园景观不同。在持续深入的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中，有地方依然对进口草种、树种及外来的除杂养护技术和整齐划一的审美观虔诚膜拜，以精细化管理之名制定强化“除杂”的种植、养护、考核标准，以生态廊道建设、湿地建设、景观或绿化的改造提升等名义重复绿化，全垦整地、更换原有草木植被、建园林小品，推崇外来园林植物，突出清理杂草专项行动，加重人为干扰行为。

例如，陕西省韩城市2020年出台《关于加强全市绿化管护集中清理杂草的通知》（韩办函[2020]53号），层层下推，如芝阳镇组织召开各村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基层工作人员、各包村干部专题会议，安排启动清理管护工作，要求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清理管护工作。此外，2021年河南省安阳市推行美丽乡村除杂草、平整路肩等“五清一平一绿化”活动，栽种人为的“乔灌草”组合，不承认原有天然“乔灌草”植被为绿化植物，不认可传统田园景观：铲除杂草等原生乡土植被，铲除田园菜地、攀爬植物，导致土壤裸露。有的地方填平坑沟塘，传统的防洪排涝方式被抹杀。安阳市2022年的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中，继续强化除杂，有县镇提出口号鲜明的“广泛开展杂草‘歼灭战’专项行动”。建在沙漠里、严重缺水的石河子市也不珍惜自生的珍贵乡土小草，强化除杂。

“杂草杂树”、“野草野树”都是传统所用口语，“杂草”一词本无贬褒义之分，却在绿化领域走入了外来绿化技术指导下的“除杂陷阱”。“农村无闲草，用好都是宝”。但各地严格按照绿化技术标准将国土绿化行动异化为除杂，将清理杂草视为绿化的重要成果，视乡土杂草为敌，对乡土草本植物充满恶意，与视乡土杂草为宝的五千年中华植物文化历史相悖。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制度性地对乡土植物的“除早、除小、除了”灭绝。中华民族自大禹治水以来，一直遵循大禹发出的禁令，限制人的干扰行为。我们是以乡土小草为生的民族，正是因为几千年来对乡土杂草的呵护和喜爱，才成就了我们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国传统自然园林也被视为世界“园林之母”。因此，“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中的“草”具体是什么含义？是乡土杂草还是外来的草坪草？铲除乡土杂草的外来绿化技术和标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象征吗？

四、除杂绿化技术及标准的简析

（一）以进口美国草坪草种为主的除杂绿化技术溯源

1980、1990年代的中国草学科研人员在美国草坪草种公司的教育下，虔诚崇尚从美国引进的“草坪”，将其除杂养护技术奉为圭臬，将“草坪覆盖面积”这一量化指标视为现代化和文明的象征。“至1990年为止，我国先后引进了114个不同的冷季型草坪草种，主要是从美国引种”（陈蕴和吴开贤、等，2008）。李敏（2004）的《廿年草坪科技成就与问题探讨》一文回顾了这段引进历史，美国草坪草种公司积极培养中国专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草坪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的草坪科研取得了一批成果，草坪学术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以各级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为主体的科技人员陆续与美国种子公司合作，开展引进：“80年代初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从美国杰克琳种子公司引入冷季型草坪草”；“1988至1989年，北京农业大学也同美国俄勒冈州种子贸易协会合作，对一批冷季型草种进行了引种和评价”；“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中西贸易协会又和13个农业院校合作，对100余份来自美国各公司的冷季型草坪进行了评价试验”。

不同研究者均积极用试验证明，进口的黑麦草、早熟禾、剪股颖、高羊茅等草坪草种适应北京、云南、海南、广东、四川、湖南、东北等全国从南到北的各地不同气候、土壤条件。如：“为在中国不同的气候和土壤环境中寻找最适应当地的草坪草种及品种，从国外14家种子公司引入131个草坪草品种，用田间试验方法对其适应能力和草坪品质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证明，所有冷季型草坪草在沈阳、北京、兰州和昆明都能适应和生长”（韩烈保和牟新待、等，1999）。

“高尔夫球推动了草坪业”（孙吉雄，1989）。国外草坪种子公司垄断了中国绿化话语的“现代化”诠释，美国俄勒冈州种子理事会（OREGON SEED COOUNCIL，USA）、草坪机械公司等资助编写的北京市精品教材《草坪科学与管理》中明确讲授土壤里的蚯蚓是害虫，要用剧毒的毒死蜱颗粒剂等农药灭杀，并明确讲授对公园里的不同区域草坪按照高尔夫球场的不同区域进行管理，养护方法同高尔夫运动场（胡林、边秀举、阳新玲，2001）：

“一个公园通常包括三类质量水平和管理强度的草坪区域。高质量草坪区，要求经常修剪、有规律施肥，其管理要求类似体育场草坪或高尔夫球道草坪。1周修剪一两次，高度在3～5cm；中等质量草坪区，平均1周修剪1次，高度在4～6cm之间，每年适当施肥；有限使用区，需要最小的维护，每年修剪2～4次，修剪高度与高尔夫球场高草区或路边草坪相似，为8～12cm。”

中国绿化技术受美国草坪草种公司指导，推行高尔夫运动场式除杂园林景观，将城市建成频繁浇水、频繁修剪、频繁喷农药撒化肥、频繁除杂草、需要人为重复更换绿化植物的高尔夫运动场景观，忽视绿化面源污染。草坪需要重复更换草皮，直接的经济后果是绿化用草坪草种一直严重依赖从美国进口，丧失进口草种的议价权。

（二）进口草坪草种的危害

中国历史上既有玉米、红薯等引进植物带来的福祉，也有鸦片带来的苦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重视对进口物品的检疫，也令人警惕进口草坪草种子带来的风险。1980年代至今，全国各地强力推广进口黑麦草。高崇省（2006）筛选出进口黑麦草籽实上的有害生物名单共227种，并进一步确认进境黑麦草籽实为高风险水平。建议限制其进口：“通过限定入境口岸、限制黑麦草籽实入境数量、严格检疫和管理，使有害生物进入的可能性降到可接受水平，从而使总体风险降到适宜水平”。2018年上海海关检疫中，在原产美国俄勒冈州的11.34吨进口细弱剪股颖草种中截获易对农田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危害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剪股颖粒线虫。该线虫截获较难，王晨（2019）认为：“剪股颖粒线虫是禾本科植物非常重要的病原线虫，上海口岸连续2年在进境草籽中截获该线虫，值得警惕。由于我国大量进口牧草和草坪草种子，建议口岸应加大检疫力度，以防该线虫传入我国。”但呈现灯下黑效应：因宣传草坪具有卓越生态功能，强调引进的是“草坪科学”，城市植物管制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信奉高尔夫运动场式的苛刻杂草率和草坪低矮度，草坪草种进口量和进口价格失控。

“转基因技术在草坪草育种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转基因育种的主要手段之一”，“从第一例草转基因获得成功以来，已陆续获得了匍匐翦股颖、高羊茅、紫羊茅、多年生黑麦草结缕草和草地熟禾的转基因植株，并且至今几乎所有主要的草坪草均建立了遗传转化体系”（姚娜、韩烈保等，2008）。偏好人为栽种外来转基因植物、忽视呵护存量和自然增量乡土植物，将铲除原生自然草地、大面积推广携带病虫害严重的进口草坪草种的外来重复绿化技术视为“先进”，对决定中国生态安全的除杂绿化标准没有任何应有的警惕。

不可否认，“以美为师”引进的高尔夫运动场式除杂绿化技术保障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7年女足世界杯上海赛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完成，凝聚了众多草坪专家的心血，提升了中国运动场草坪管理水平，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不能否定的巨大贡献。但是，因宣传草坪的“先进性”、现代化的象征和“卓越”的生态功能，以进口草坪为主的高尔夫运动场重复绿化除杂模式没有限定其适用空间边界，犹如鸦片不受控制走出医院，破坏生态、高耗费的进口草坪草及其除杂养护技术不受控制地走出运动场，被大力运用于公园、高校、社区、街道、河道、美丽乡村等尽可能的绿化空间。除杂思维没有限定适用边界，乡土杂草不被视为绿化植物，从对草坪除杂延伸为对绿篱、花卉、景观林、防护林、湿地、河岸、乡村五边、生态良好的天然草原铲除杂草杂灌杂树。

（三）关键除杂绿化标准

经过几十年的制度建设，围绕着灭绝乡土杂草，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绿化标准体系。

1. 法律失权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版)第二条说明其适用范围时规定：“本条例所保护的野生植物，是指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药用野生植物和城市园林、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的野生植物的保护，同时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原生地的普通野生植物、城市园林和人工绿化所能涉及到的野生植物（包括普通和珍稀）都不被《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所保护，由除杂绿化标准管制，成为法规中的空白。法律失权，将对乡土草本植物的保护权拱手相让，绿化标准的编制没有任何外部制约和监督。

2. 绿化母法

2000年参照所谓国际先进标准编写的国家标准《GB/T 18247.7-2000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7部分：草坪》（Product grade for major ornamental plants—Part 7: Turf）虔诚崇尚草坪，将草坪与鲜切花、盆花一样列入装饰花卉类别，突出的是其装饰功能。这是很奇怪的归类：开花的本土保护草本植物如绶草不被视为花卉、而被贬称为“杂草”，黑麦草等进口草坪草却是花卉，那同为禾本科的狗尾巴草、马唐草、虎尾草等也应该是花卉了。2015年，国际农药巨头先正达公司宣布将花卉种子业务从草坪和园艺业务单元中分离开来。但《主要花卉产品等级第7部分：草坪》（GB/T 18247.7-2000）并未修订，依然还是按照农药公司以前的分类，将草坪视为园林装饰用的主要花卉。外来草坪草高高在上与花卉并列，传统文化中珍视的“芳草”被贬低铲除。

这一国家标准是行业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287-2018）和各地方绿化标准中规定绿地等级、成坪高度、杂草率等养护技术和评价考核的参考依据，成为了绿化“母法”，管制绿化至今。各地方养护标准的制定必有参照，如济南市的《城市绿地分级养护管理质量标准》规定草坪成坪高度应符合2001年实施的国家标准GB/T 18247.7中对草坪管理的要求。二十年标准不变，标龄过长，与北京市开始严禁草坪的绿化技术趋势相反，明显增加了绿化成本，也没有保育生物多样性的具体措施。这也说明新发展理念的落实任重道远。

该标准将草坪分为封闭型、开放型、水土保持型、运动场型等10种类，因自然草地不被认为是草坪，所以没有自然草地的一席之地。“3.24杂草率 the rate of weeds”规定为：“草坪总体中杂草（非目标草）所占的比重，表示杂草侵染草坪的程度”。封闭型草坪有杂草率等级要求，水土保持型草坪没有限定杂草率，但实际绿化工作中包括水土保持型的河道、防护林等所有公共绿地都是按照封闭型、不可踩踏草坪进行除杂的。根据杂草率要求，将标准中的草坪等级整理归纳为表1。可看出封闭型草坪的杂草率接近足球场要求，表现出将城市绿地的装饰性封闭草坪按照运动场管理。

表1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第7部分：草坪》中不同草坪等级的杂草率要求（手工整理）

3. 绿化评价标准扭曲

由于外来除杂绿化技术的推广产生一系列生态破坏问题，2007年原建设部印发《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建城[2007]215号）进行纠正。一是认识到全垦整地换客土对土壤生态系统的破坏，要求“......在建设中要尽可能保持原有的地形地貌特征，减少客土使用，反对盲目改变地形地貌、造成土壤浪费的建设行为......”；二是认识到除杂绿化及草坪、大树进城的危害，明确要求降低草坪比例、保护野生植被的自然生态、不除杂草；三是认识到水泥硬化河道的危害，要求“积极推进城市河道、景观水体护坡驳岸的生态化、自然化建设与修复”。

但《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 50563—2010）却以“考虑到统计调查的操作性”之名，将《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中的“积极提倡应用乡土植物”突出为保护乡土木本植物，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暂行)》提出的“本地植物指数≥0.7”这一要求限定为评价乡土木本植物指数，不考虑乡土草本植物的保护。由于这一评价标准的扭曲诠释和除杂绿化技术的持续推广，《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建城[2007]215号）要求保护乡土杂草的主张不仅未起到任何实质性的纠偏作用，也未能制止这一趋势，没有得到实际贯彻，被束之高阁。

4. 绿化种植标准以破坏原生态为特征

2013年7月1日起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8-2013）详细规定了铲除原有植被的砍乔木灌木地被、挖树根、换土壤整地等步骤，明确要求在绿化种植时铲除原有生态系统稳定的存量自然草地、自然灌木群落和稳定的土壤系统。

5. 义务植树异化为整地、除杂、铺草坪

在1980年代初的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中，同样遵循传统理念，不仅侧重种乡土树种，也侧重种植乡土灌木和乡土草本植物，稳定健康的杂草杂灌自然群落也被视为绿化成果。在没有外来除杂绿化技术干扰的情况下，“热爱祖国的一花一草一木”这一口号广为人知。种乡土杂草杂灌与种树一样重要，一般称为“造林种草活动”，将树木少、野草茂盛的山称为“草山”，视为绿化成果。1981年3月7日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搞好首都城市绿化工作的通知》（京政发〔1981〕26号）中要求：“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动员全市人民大力开展植树、种花、种草、种植攀缘植物，加速城市绿化步伐”，在当时对草坪认知不足的情况下，却尽力对“种草”提出明确指导，要求保护野生小草：

“绿化要合理规划，贯彻四个结合（落叶树与常绿树结合，乔木与灌木结合，快长树与慢长树结合，种植树与种植花草结合），达到上乔下灌，四季常表，春花秋果，绿草如茵。为此，城市绿化要在大量植树的同时，动员群众积极种花、种草、种植攀缘植物：积极恢复北京居民在自己庭院种植花木的传统；花木商店要搞好花籽、花亩、花盆、农药、配料等供应工作。要大力发展城市草坪，并要与保护野生小草相结合。各单位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尽早地铺上草皮，并适时修剪、养护和管理。”

“城市绿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城市中所有树木的砍伐、抹头更新，均由园林部门统一管理”。

但是，全国绿化委员会2017年6月13日印发的《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全绿字﹝2017﹞6号）将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分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务、其他形式等8类，积极鼓励种植草坪和除乡土杂草、整地等人为干扰行为，将种植或者铺设草坪3平方米折算为种一株树。

6. 绿化预算分配标准以除杂等级为依据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2018年3月12日起正式实施的《全国园林绿化养护概算定额ZYA2（II-21-2018）》：“是园林绿化养护主管部门计算和申请年度日常养护费用的依据，是园林绿化养护费用拨款部门核拨养护费用的基础，是园林绿化养护招投标活动中消耗量高限额的标准”要求“各级园林绿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各类绿地日常养护管理的预算编制、结算支付以及园林绿化养护招投标活动中，要加强本定额的贯彻实施”。这一园林绿化养护概算定额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一级绿地养护、二级绿地养护、三级绿地养护、其他绿化养护、建筑小品维护、设备设施维护、保障措施项目等”。以绿地分级来确定预算资金管理，深层逻辑是水、化肥、农药、人工等绿化养护的消耗量等同于绿地质量，等级高的消耗量就越多、预算拨款就越多，这是传统林业的效益-费用分析方法的运用。绿地价值与绿地质量相关，绿地价值、绿地质量等同于养护中水、化肥、农药、除杂人工等成本的消耗量。突出鼓励人的干扰行为，鼓励铺植草坪，按除杂效果划分等级，按等级分配预算和考核。

7. 北京市绿化养护等级质量目标锁定寸草不生的“特级绿地面积”

多年来学习美国式现代化中的高尔夫运动场草坪精细管理技术，将对草坪除杂进一步外延为对花卉、灌木、树木等一切园林植物除杂，积非成是。

北京市作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其除杂绿化标准起到了示范效应。2003年10月1日实施、由姚士才起草的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DB11/T 213-2003）“3.30 除草”规定：“植物生长期间人工或采用除草剂去除目的植物以外杂草的措施”，并将绿地按杂草率划分等级，构建了绿地等级体系，除杂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如表2：

表2 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DB11/T 213-2003）中的杂草率要求

2016年11月17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印发了《北京市城镇绿地分级分类办法（京绿城发〔2016〕10号）》，于2017年1月1日起执行。第十三条“养护等级质量目标”规定：“公共绿地应达到二级以上，其中：特级率应达到60%以上。特、一级率应达到80%以上。附属绿地应达到三级以上，特、一、二级率应达到60%以上”。根据这一目标，不分核心区或中心城区，城市公共绿地要求至少总面积的60%达到特级，至少总面积的80%是一级以上，仅剩余不到20%绿地还必须是二级以上。该办法附有《北京市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质量标准》和《北京市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质量评分标准》，规定了不同等级花卉和草坪的杂草率要求，比2003年版的要求更详细，见表3。其中，去掉了缀花草坪的考虑，即草坪里不能有开花的草本植物。其中特级绿地的草坪同样还是要求无杂草，杂草率为0。该分级分类办法要求公共绿地至少60%以上面积为特级，即明确要求北京城区的公共绿地呈现出自生乡土杂草“寸草不生”的效果。

修订后的《北京市城镇绿地分级分类管理办法》（京绿办发〔2021〕224号）依然是追求这一目标，强化考评中的除杂要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印发的《直属绿地养护管理制度》中第七条规定：“中耕除草。在植物生长季节应不间断地进行中耕除草，做到除小、除早、除了。除掉的杂草应集中处理，并及时清运。树堰、花池、绿篱色块内不得有明显杂草。”除了直属绿地，其他公共绿地的除草工作也是要做到“不间断”，否则难以做到特级绿地“无杂草”要求。实质是将草坪除杂理念贯彻于绿地中的树木、绿篱、花卉养护过程，不间断除草，追求自生乡土杂草“寸草不生”。

表3 《北京市城镇绿地分级分类办法》（京绿城发〔2016〕10号）所附《北京市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质量标准》中的杂草率

因要求公共绿地总面积中至少有60%达到特级，《北京市城镇绿地分级分类办法》（京绿城发〔2016〕10号）中的特级养护要求代表了北京市绿地的普遍养护水平。该办法规定了详细的养护次数，特级养护频数最多的是冷季型草坪：浇水频数是为25次/年；在防治病虫害方面，需要打药18次/年；修剪需要18次/年；中耕除草需要5次/年。而实际绿化工作中，不分冷季型和暖季型，都是频繁浇水、打药、修剪、不间断除草的精细养护。

北京市2013年12月1日实施的《绿化种植分项工程施工工艺规程》（DB11/T 1013—2013）第5.4.1条规定种植时要平整土壤：“原土过筛/客土→找平、找坡→碾压→耙细→渣土清运”，不重视土壤资源的保护，破坏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将蕴含有机质的土壤腐殖层当渣土清理。

2015年4月1日实施的《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范》（DB11/T 213—2014）第3.10条中，定义“生长季修剪”是“自春初至秋末植物生长期内进行的修剪”。从初春植物发芽开始就修剪不息，与传统文化中对待植物的“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生态智慧完全不同。第4.3.1.3条规定“草坪植物的修剪次数依不同的草种、不同的管理水平和不同的环境条件来确定”，其中，冷季型草“要定期及时修剪，使草坪高度保持在6～10cm”，远低于正常草的生长高度。第4.1.4.2条规定：“在具野趣游憩地段可采用机械割草，使其高矮一致。”野趣游憩地段也需决定植物高矮，不仅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也与西方自然文学中的“野情便山水”的“身心重返土地”意境相反。

此外，树林中也不能有杂草。北京市《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范》（DB11/T 213—2014）中第4.1.4.1条规定对树木除草要求为：“在植物生长季节应不间断地进行中耕除草，做到除小、除早、除了。”第4.3.4.1条规定“人工建植的草坪要及时清除杂草，保持草坪纯度”，根据杂草率规定草坪质量等级，严格限制杂草率分别为零、不超过2%、不超过5%、不超过10%。北京市《园林地被建植与管理技术规程》（DB11/T 1434—2017）第6.5.4.2条“清除非目标植物”亦明确突出使用除草剂除杂：“播种前预先灌溉，低温时可覆盖塑料薄膜，促使土壤种子库中种子萌发。然后清除非目标植物幼苗，可采用人工、除草剂或翻耕方法”。杂草和由杂草形成的自然草地被驱逐出城市空间。

农村景观也要除杂。北京市《美丽乡村绿化美化技术规程》（DB11T 1778-2020）中规定了乡村绿化按照《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范》（DB11/T 213—2014）进行除杂养护，并要求达到杂草率苛刻的二级养护水平。

修订后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镇绿地养护技术规范（DB11/T 213-2022）》6.4.3规定草坪浇水：“春末夏初冷季型草坪应增加浇水量及浇水频次”。6.4.4规定夏浇“降温水”：“天热天气尤其是冷季型草应适当喷水降温保护草地”。需要靠人工浇水进行物理降温，绿地没有了“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的生态降温机能，和教材中所宣讲的生态效益不符。

8. 绿化养护标准以推行高耗水、高污染的技术为主

由北京市除杂标准专家姚士才领衔制定的行业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287-2018》于2019年4月1日起实施。这一现行绿化养护技术标准其实是复制了北京市以推行高耗水、重复绿化为主的绿化养护标准。

（四）除杂绿化标准管制下的破坏生态案例

由于原生植被不是有苛刻杂草率的除杂绿化标准承认的绿化绩效，只有新栽种目的植物才是绿化成果，在绿化种植时铲除原有生态系统稳定的存量自然草地和自然灌木群落，铺植进口草坪草和景观植物成为绿化工作的常态。

在绿化政绩锦标赛中，如成都市砍伐桂花树事件一样逻辑荒诞的除杂绿化行为也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地。与仅在城市绿地中重复更换的“温水煮青蛙”不同，出现的趋势是着重对具有历史传承或重大生态价值的原生植被群落、传统乡村田园景观进行毁灭性铲除。

2017年底至2018年春，为了建设水源涵养林工程，北京市以“除杂”之名铲除密云水库不老屯湿地上无数年来形成的稳定杂草群落系统。湿地水里栽种不耐水、难成活的油松等绿化树，为了种树而种树。基于除杂绿化标准逻辑，原有的形成稳定生态系统的湿地植被不是目的植物，不被认可具有水源涵养能力，令人无比震惊。野生动物、鸟类的栖息地有多种形式，并不仅仅只有树木。北京大学的生物保育学专家们指出，这里是决定密云水库水质很重要的湿地，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候鸟途经点和聚集地，稳定的原生杂草群落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200多种鸟类在这里安家。植物、鸟类物种丰富会保护密云水库水质不易恶化，如此毁灭天然湿地植被的植树行为将对密云水库的水质造成灭顶之灾，呼吁停止湿地破坏性植树。

基于除杂绿化标准逻辑，湿地原生荒野植被不是绿化标准认可的人为绿化成果。2019年春，上海市为完成临港新城林地建设目标，铲除了南汇东滩无数年来形成的万亩稳定的湿地芦花等杂草植物群落。该处湿地主要为盐碱地，铲除杂草群落、平整土地后栽种很难在盐碱地上成活的单一绿化树种杉树。亦是毁湿造林、为了种树而种树，被复旦大学的专家和民间环保组织质疑，因这片湿地植被也是国际重要的鸟类迁徙线上途径的栖息点。

2020年末到2021年春，广州市实施“道路绿化品质提升”、“城市公园改造提升”等项目，列举了四项砍树原因，大规模砍伐城市原生树木进行重复铺栽更换；广州人民极力反对，被称为广州“榕树保卫战”。2021年6月，四川省理塘县出于保护生态和让游客更好体验的目的，在新兴旅游景点、有学者提议设为国家公园的“格聂之眼”安装木栈道，被游客强烈反对，诟病为破坏了自然生态。2022年杭州市同样以景观提升、改造病柳树之名，积极以月季更换原有柳树改变西湖景观，改变“柳浪闻莺”的城市记忆。

五、建议：象重视鸦片管理一样重视外来的除杂绿化技术和标准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围栏陷阱”。围栏制度已引起反思，2021年1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科学规范草原围栏建设的通知》（办草字〔2021〕7号），要求对围栏建设现状进行调查，从建围栏转向拆围栏。

但与开始走出“围栏陷阱”相反，绿化技术和标准依然深陷“以美为师”的“草坪陷阱”和“除杂陷阱”。中国近年来虽一直强调“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但一些政策和地方的绿化加速建设工程却仍陷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和除杂惯性思维中，依旧强化对本土自生杂草的灭绝，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南辕北辙。2018年11月14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积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系统）抓紧出台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具体政策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进度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中，却突出了以铲除乡土杂草为目标。

在国家审计全覆盖进程中，各地审计意见突出了强化除杂草要求，成为阻碍新时代绿化技术转向的重要桎梏。

2019年下半年，济南市审计局对济南市生态绿化提升工程进行了审计调查，提出加大工作推进力度、提高养护管理水平、理顺相关工作机制等审计建议。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积极采纳审计建议，明确整改责任，制定整改计划，研究制定《济南市城市绿地分级评定办法》，完善《济南市城市绿地建设养护管理考核办法》，提高绿地养护管理水平。2020年3月至6月，江苏省徐州市围绕着财政资金全覆盖目标，对城市绿化养护情况进行了全覆盖审计，对城市重点区域进行了现场核查。认为绿化养护考核流程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绿地有杂草。有趣的是，徐州市审计人员进行了绿化满意度问卷调查，“有75%被调查者表示绿化还有待改进，主要集中在病虫害处理不及时、修剪不到位以及建议增加草坪和大型乔木等方面”，其还停留在草坪和大树进城的旧理念中。审计署不仅未指出地方审计工作的不足，还将这两市的审计工作在网站中推荐转发，说明审计监督滞后于绿化技术转向。

国家审计推动了地方政府编制、完善、执行除杂绿化标准。除杂是原有绿化标准的核心技术，出现在济南市、徐州市的绿化审计建议中，说明这样的合规审计、制度审计是建立在除杂绿化标准之上的，以推动除杂绿化标准为主，忽视了国家审计的独立性。要求除杂草、精细养护、严格考核的审计意见忽视了生态安全，坠入“草坪陷阱”和“除杂陷阱”、“景观陷阱”，深受整齐划一的高尔夫运动场式景观审美驯化，进一步固化现行除杂绿化标准。

济南市和徐州市的绿化审计虽有不足，审计理论创新方向与新时代绿化技术转向相背而行，与新时代“让乡土杂草长”的绿化技术要求相悖，但在绿化审计理论形成过程中却是非常难得的有益尝试和大胆创新，在传统合规审计中，首次将绿化养护技术差异、绿化标准与审计判断结合在一起。在绿化审计理论欠缺的前提下，基层审计人员的努力提供了宝贵的实务经验，应值得尊重和肯定。

结合国家审计全覆盖中审计意见存在的问题，为保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的顺利落实，建议以绿化技术差异和绿化标准博弈为基石，以生态风险和消防风险为导向，以环境史学为视野，从传统园林植物文化和自然审美观出发，审视现行的“以美为师”高尔夫运动场式除杂绿化标准和其真实的生态绩效，重视除杂绿化技术的长期潜在风险。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乡土杂草常被赞称为“芳草”，土壤和乡土杂草是自然生态的生机所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草为生的诗意民族，自然生长的乡土杂草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从《易经》中的蓍草到青蒿素的研究，默默无闻的各种原生草本植物成就了《诗经》、《楚辞》、《救荒本草》、《本草纲目》、《十竹斋笺谱》等经典。是乡土杂草成就了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不曾断裂。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包含山石、水体、动植物、建筑等四大园林景观要素，“山石、水体”追求的是《园治》中所言的“虽由人作、宛若天开”和“师法自然”，但对植物的养护并不是主要依靠人作，而是自由生长、适当维护的天然去雕饰的真实自然。“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古典园林并不是不养护绿地，而是一直遵循周敦颐提出的“不除窗下草”理念，践行着如王阳明一样的低成本、低维护思想，景观植物和杂草可以并存：“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鸦片的无度滥用破坏人的生机，除杂绿化技术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机。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乡土杂草和肥沃的、蕴含有机物的土壤腐殖质，是无数代人积累的财富，是我们的生机所在，不能、也不应该按照外来除杂绿化标准进行制度性的整地铲有机质和对乡土小草“除早、除小、除了”灭绝。

故建议：应明辨按照高尔夫运动场园林景观模式对乡土杂草“除早、除小、除了”灭绝和回归传统植物文化的“让乡土杂草长”，这二者何为真正象征中国式现代化园林的绿化技术。面对快速增长的环境用水量以及极端高温、特旱、沙尘暴等异常气候增多的生态恶化现实，这一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问题具有时代紧迫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