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思想在中国发展总体布局中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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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琦

摘要：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由来已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发展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要成就。绿色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实践探索的结晶，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内在关系。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贯穿、体现在各个时期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之中。厘清中国绿色发展的发展历程、逻辑理路、价值遵循，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历史借鉴，意义非凡。

关键词：绿色发展思想，传承，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

韦琦.绿色发展思想在中国发展总体布局中的历史沿革.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2023年3月，总第37期.ISSN2749-9065

一、引言

中国自古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渊源。老子《道德经》曾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深刻揭露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明示“道”与“万物”的关系，即顺应自然。庄子《齐物论》曾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哲学思想秉承老子，更具体地把“道”上升到“齐物”，即天人合一、万物平等、万物同源。正如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所言：“天，人也，人即天也；天，物也，物即天也”。天人合一思想，历朝历代，绵延不绝。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使得多少文人墨客争先效仿。王维曾著诗道：“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月映松间，天地和谐。如此诗句，不计其数，这些诗句无不蕴含着“万物一体”的思想，为今天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历史借鉴。

众所周知，人类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自然观的影响下，试图凌驾于自然之上，试图“征服”自然，结果是被自然“反征服”。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因而，也正如马克思所讲：“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目前，疫情、水灾、暴雪、干旱、超高温等频发，生物多样性速减，全球危机已经成为常态，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留给世界证明人类存在过的足迹，不过是大量白骨、垃圾和钢筋水泥。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因为这不仅关乎当下人类生存，更关乎人类永续。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一直都在，只是到18世纪中叶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经济增长财富积累的同时，却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1962年，随着《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环境保护”时代正式到来。随后，鲍尔丁提出了生态经济学，“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等理论也相继产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问题的研究、增长模式的研究等取得了长足发展。

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由来已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的思想，都集中体现了中国绿色发展思想重要性的历史沿革。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绿色发展思想在中国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实践探索的结晶，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内在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怎么样发展”、“为什么要绿色发展”、“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厘清中国绿色发展的发展历程、逻辑理路、价值遵循，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历史借鉴，意义非凡。

二、毛泽东“综合平衡”发展构思中的绿色发展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历史阶段，毛泽东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了“综合平衡”发展的思路[3]。无论是“三业并重”[4]还是“各要素合理使用”[5]发展构思都体现了毛泽东“综合平衡”的发展全局意识，绿色发展思想便蕴含其中。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开始了长期绿色发展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开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来一系列蕴含绿色发展思想的主张，为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探索奠定坚实基础，形成中国对绿色发展道路的初步认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对因长期战乱导致的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人民生活积贫积弱的现状。毛泽东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主张中蕴含了绿色发展内涵的超前构想，在当时背景下如此构想能够提出已经弥足珍贵。1949年，毛泽东在主持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的思想方针。1955年，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中指出，“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照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4]。195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并在《论十大关系中》中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5]。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提出“园林化”的要求。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大地园林化”的号召[6]，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化全中国”的伟大构想。”毛泽东积极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的绿色发展思想贯穿了“综合平衡”构思之中，已显示了其在国家发展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其蕴含绿色发展思想的主张倡导，是中国绿色发展道路的萌芽探索。绿色发展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绿色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渊源。

三、邓小平时期“二位一体”中的绿色发展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重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观，邓小平结合中国发展实际，科学总结毛泽东的绿色发展思想，明确强调了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生态环境问题，指出生态法治的重要性，并进行不懈探索，指出各个方面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7]。邓小平的绿色发展思想贯穿了整个“二位一体”国家总体发展总体布局，是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源头活水，自此，保护环境成为了中国基本国策，生态环境法制高速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努力寻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指出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8]这些论述虽未直接提出绿色发展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但绿色发展思想已在发展过程中凸显。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具有辩证思想的主张“加快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9]。1982年，在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的题词中写道：“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8]在对林业部关于开展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写道：“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8]在邓小平的倡导下，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绿化史进入了崭新的篇章，对后世影响深远。邓小平高度重视生态法制建设，在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指出国家要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中国先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保护法》（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等多部法律。自此，中国绿色发展开启了具有单独名目的法制化道路。邓小平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平衡的角度，切实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法制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理论体系，是新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江泽民时期“三位一体”中的绿色发展思想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环境压力。江泽民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在领导全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要重视人与自然应协调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保护生产力”[10]的高度思路论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江泽民的绿色发展思想是毛泽东、邓小平绿色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深刻思考后的结晶,是新中国绿色发展思想进程中的一次飞跃。

这一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凸显，需要重新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在构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中，江泽民明确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10]，进一步明确保护环境在总体布局中的作用。1996年，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做题为《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讲话中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绝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0]1988年，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自然灾害是件坏事，但通过同它的斗争，人们可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从而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11]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就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好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2]江泽民从全局思量，提出了一系列主张，明确将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纳入到依法治理的轨道，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江泽民明确指出生态环境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自此，中国先后通过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全球合作，在合作中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和创新，展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同年7月，在国务院环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做出关于《中国21世纪议程》的决定，1994年发布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5年发布《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等几份文件的制定发布，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江泽民曾在国际保护臭氧层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愿意在公正、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承担与我国发展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促进全球环境和发展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13]江泽民代表中国做出的庄严承诺，表明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为中国全面积极参与全球环境综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江泽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了“三位一体”总体发展布局，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推动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发挥其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江泽民绿色发展思想赓续了毛泽东、邓小平绿色发展思想，是新中国绿色发展思想历程中的一次飞跃。

五、胡锦涛时期“四位一体”中的绿色发展思想

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同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经济以榨取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扭曲增长。在此大背景下，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全新发展理念，把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增长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有机统一起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胡锦涛更是坚持从国家整体布局上重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也愈发清晰。

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要付出沉重代价。”[14]胡锦涛绿色发展思想系统总结了以往发展理念模式的不科学性，科学阐明了什么是科学发展观。2003年，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逐步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好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力求科学全面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胡锦涛曾明确指出：“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它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来。”[15]“我们一定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15]生态文明建设集中涵盖于社会发展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总体布局之中。从整体发展层面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集约型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

胡锦涛绿色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绿色发展思想的深刻总结和完善，是建设“两型社会”“生态文明”重要的思想来源，丰富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辩证统一的思想内涵，为新时代绿色发展思想奠定了基础。

六、“五位一体”中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绿色发展道路迈入新的历史轨道。习近平坚定不移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总体发展布局之中，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更为系统全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从实践到认识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个集时代性、创新性与系统性于一体的科学体系，不是就生态谈生态，而是把保护生态环境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具有丰富的内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紧扣时代命题，坚持开拓创新，充分体现了新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践性的理论特质，充分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伟力。

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相继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6]。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充分表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反映了习近平对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科学全面的认识。可以说，习近平“两山”理论深刻揭示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为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用“十个坚持”深刻回答了“我们要怎么样发展”、“为什么要绿色发展”、“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曾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突出短板。”[17]加快补齐生态文明建设短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归结为“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8]，并强调：“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19]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大战略部署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党的行动纲领，以党章的高度去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看待绿色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时代之问，指导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设，推动了人类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传承和发扬。习近平高度重视从中国古代生态自然观中汲取经验、找寻智慧，是对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各个时期绿色发展思想的科学总结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内核，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理念、最新成果、最新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是为全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绿色思想始终坚持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本质内涵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坚持理论同中国发展实际问题相结合，一脉相承地延续、与时俱进地发展，不断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和认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历代共产党人绿色发展的思想精髓一脉相承，实现了理论与历史实践的良性互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思想指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毛泽东论林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