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成绩、问题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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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芬1 董前程1,2

(1.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2.海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海南海口,571158)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一次严峻的考验折射出了当前公民生态文明素养的缺失。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以便更好地提升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从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关键词公民   生态文明意识   美丽中国

王慧芬,董前程.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成绩、问题及原因.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第9.2022年8.ISSN2749-9065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退,应对生态危机带来的挑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而我国在如何应对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彰显着中国智慧与责任担当。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的重任,需要每个人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随着党中央的不断重视,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总体水平趋势向好,但此次疫情突发,也看到了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分析不足的原因,积极提升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时代的潮流中奋力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

一、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取得的成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环保事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公民对生态环保的关注度以及保护的意愿都在不断增强,生态环保行为也有所提升,不断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

(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价值观,它的本质是人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人自身来考察探究。

传统的发展观追求的是经济增长,忽视了文化、观念等因素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而发展要从多维度来认识和评判,要求人们调整思维方式,以更加理性的态度、以整全性的思维去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受到高度的重视,“生态文明”被写入党章与宪法,吹响了新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次场合中予以强调,包括在2018年3月专门组建了生态环境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加快构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出台等,无不在表明着国家的态度。

推进社会文明发展,需要在思想观念上进行转变,要在规划布局中实施管理,保障人的权益,力促世界共赢,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作出指示,要从各个方面推进生态环保工作的施行,并强调“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这既展现了我国始终坚持“绿水青山”的决心与信心,也表明了我国新的思维方式受到了世界的赞扬与支持。实现生态文明需要人去完成,当然也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去追求,因而最根本的就是让全体社会成员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促使人们的素质不断提升,这是时代赋予全体公民的责任,必须扛起这一大旗,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增强全民的节约、环保、生态意识,党和国家对此也是极度重视。比如在《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指出,“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意识”;在2018年6月5日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中,对人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作出了要求,为此也从2019年开始每年对公众的环保行为进行调查,以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加以提升;而在“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制定中,提出要加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使全民内心的生态理念转化成行动自觉,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这些文件的颁发,对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作出了指引,也提供了保障,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形成文明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活风尚,这才是人们的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二)公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马克思认为,优美的生态环境对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恶劣的环境会给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带来隐患,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环保事业取得明显进步,宣传教育力度逐渐加强,公民对生态环境状况也是更加关注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显示,“有超七成受访者主动关注或传播交流过环境信息,比如有74.4%的受访者表示曾经‘主动查看过环保相关资讯’,有72.9%的受访者表示‘跟亲朋讨论过环保话题’。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群以及一些环保爱好者相对来说会更为关注一些与生态环境相关的信息,更加关注当前的状况,包括相关知识的掌握,相关政策的解读及个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等。这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对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事业不断进步,公民对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信息及状况也有着较高的关注,掌握的生态知识也越来越丰富,尤其是日常类的知识,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总体呈现积极的态势,也说明了整个社会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生态关注度的提高催促着意识水平的提高包括认知水平与参与自觉性的增强,进而推动着全体成员素养的提升。

(三)公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同感逐渐增强

人民智库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公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着最高的憧憬,这意味着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实现在生态环境良好基础上的物质丰富,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满足。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我国公民的生态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两山”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公民的高度认同,政府的生态环保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不管是突出的环境问题还是所在地方的环境质量均有明显的改善,使得公民总体来说较为满意,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环保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而个人的行为对于保护环境有重要的作用,对此可以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同时,在一些环境领域的实际行为方面,公民表现的也比较好,比如202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有九成左右的受访者能基本做到‘不食用陆生野生动物’或‘拒绝购买毛皮、骨制品、药剂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制品’;超八成受访者能在多数情况下做到‘不露天焚烧’或‘不燃放烟花爆竹’;超八成受访者能通过及时关闭电器、电灯或水龙头的方式节约资源能源;六到八成受访者能在前往不同距离目的地或远途旅行时优先选择低碳出行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公民不仅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越来越认同,而且在生活中公民自身的意愿也在逐步增强,在认识到环境对于人们的重要性之后能够约束自身的行为,更多地选择环保健康的方式,这是人们生态文明意识不断提高的表现。

二、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当前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多数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必要的,也是与自身行为密切相关的,但是在真正践行过程中却存在着较大问题,不能用意识指导实践,没有达到生态文明意识自觉和行为自觉的一致,这是在当前纷繁复杂的背景下所要重视的问题。

(一)公民的生态文明主体意识不强

中华文明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着特色的中国智慧,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底气。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发现,“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正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基础。当前公民对环保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不能对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也有许多人认为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政府的职责,或者只在自己的私人领域表现较好,而在公共领域中却没有良好的表现,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高学历的人。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是重要的力量,但更多还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公民并不能正确将自己作为其中的主体,往往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或者只关注自己有兴趣的信息,参与活动也是以被动的方式进行,缺乏大局意识与长远意识,缺乏对大自然的人文情怀,比如在垃圾分类方面最有热情的是可回收垃圾,因为可以获得获利

除了公民之外,一些企业也存在主体责任意识缺位。如2021年8月,中央督查组发现“中国黄金集团滇桂黔区域13 家矿山企业中,9家企业存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等问题”;在11月19日,生态环境部就公布了“7起排污许可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在12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了4个不作为、不担当以致环境问题突出的典型案例等。不管是这次疫情防控,还是整个社会的运行发展,需要的是政府、企业、公民从上至下的行动,但现在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只有每一个人都做到强化自身的主体意识、环保意识、法律意识等,整个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优化。

(二)公民的生态文明践行力度不够

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渺小且脆弱的,生存与发展也离不开自然的恩惠,我们可以“制用天命”,在顺应规律的前提下利用万物,同时也要爱护生态资源促使其不断繁殖再生,这样才能“长虑顾后而保万世”(《荀子·荣辱》)。进入新时代,人们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好,不再满足于物质条件的提高,转而寻求更深层次的满足和享受,期望生活得更加和谐美好。从2021年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公民具有环境责任意识与环境行为意愿,但是在一些领域却反映出了“低践行度”的问题。

首先,在践行绿色消费方面,公民非常认可它的重要性,但是只有约半数的公民表示自己能够优先选择比较低碳环保的东西,并且依然存在浪费的现象,尤其是高收入群体更为严重;其次,关于垃圾分类也只有半数的公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而且在不同的类型方面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比如对于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分类投放表现较差;再次,在参与环保实践以及监督举报方面,公民的行为自觉更需要增强。比如只有三分之一的公众参加过环保志愿活动,曾经劝阻其他人破坏生态环境的只有46.6%,而表示参与过监督举报的群体更少,仅有10.6%;最后,报告中显示有四分之一的人群具有较高的环保责任感,但是这些人的环境行为能力却呈现较低的特点,当然还有一部分既缺乏环保的意愿,更缺乏环保行动的人群。这些都说明公民的生态意识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实际行动的落实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了一定的认识与觉悟而主动去作为,才能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提高个人素质。

(三)公民的生物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生物灾难,也是我国遇到的一次大规模的安全风险挑战,使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了威胁,凸显出了关注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此,国家将其纳入了国家安全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对生物安全这样下定义:“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能有效应对与生物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带来的一系列威胁,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

虽然这个词看似高深,但是它离人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从古至今,人类经历了数次大瘟疫,比如雅典鼠疫、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建安大瘟疫、查士丁尼瘟疫、欧洲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等;也发现了多种具有致命性的病毒,比如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天花病毒、登革热病毒、流感病毒等。除此之外,还有实验室里措施不完善和工作人员安全意识不足导致病毒泄露,以及这次疫情的暴发致使人类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包括持续数月的澳洲大火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隐患。这些都表明生物安全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已经飞入了寻常巷陌。

尽管有了前车之鉴,但疫情的暴发凸显出人类仍对野生动物抱有侥幸心理,打破了一定的安全距离,甚至在有法律法规颁布后,依然有人在试探人类安全与法律的底线。在2021年1月,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森林公安分局抓获嫌疑人非法猎杀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羚;在2021年3月,江苏省长航南通公安抓获两名嫌疑人非法捕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在2021年7月,江西高速交警在一辆面包车内发现了500多斤的野生动物,其中有水蛇、王锦蛇、麂子、野猪等;在2021年11月,四川绵阳警方抓获两名用气枪非法狩猎的嫌疑人;在2022年2月,湖北省兴山县公安局抓获了10名涉嫌非法盗猎珍贵野生动物野猪、毛冠鹿的犯罪嫌疑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表明公民需要增强生物安全的意识,强化安全防护观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提高重视程度,这是对自己生命以及国家稳定发展的负责态度。

三、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生态文明就是要追求环境与发展的双赢,绝不是二者选其一,也就要求每个公民都应该具备深厚的生态素养和健全的生态意识,但是实际具备的和应达到的水平却有着较大差距,因此分析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有利于提出更好的对策来促进公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和生态人格的完善。

(一)培育的内容缺乏丰富性

思想政治教育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强调加强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它的内容与要求也在与时俱进,要解决的不仅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也就是人们的生态意识水平应达到生态文明所要求的高度。

而这次疫情的暴发则再次提醒人们,在人与自然这样一个有机体中,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无机物,包括人都是这个系统的成员,有着平等的生态地位,我们决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其他生物的价值,而应该相互尊重,怀有善的信念去对待所有生命,并且还要深刻认识到人对自然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是人们在生活中的表现与社会要求的还有一定距离,比如在绿色消费的实际践行方面、环保实践的实际参与方面不能有良好的表现,还有一些人只愿意在私人领域进行改变,而在公共领域中却不愿意付出行动,其中还包括高学历的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对于环境的认识不够深刻,只能意识到雾霾天气、河流污染以及森林破坏等诸如此类的直接影响,而对于生物安全的认识却较为薄弱,包括疫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深刻、忧患意识缺乏等,他们认为这些深层次的环境危机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只关心与自身直接利益相关的问题。这说明当前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内容不够丰富,不够贴近生活,缺乏针对性和亲和力,不能使广大民众通俗地理解和接受,同时可持续发展教育、生物多样性教育、生态系统的调节、反馈机制等教育内容都有所欠缺,而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加强公民生态伦理道德建设的紧迫性,为了个人私欲而置其他生物的生命于不顾的观念必须进行彻底转变。

丰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内容,也就是使人们在获得生态知识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学会从生态整体意识出发,理性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培育人们懂得走近自然、欣赏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油然而生出对自然万物的喜爱、赞美、敬畏等,进而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既能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行为中作出正义的选择,还能在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行为中发挥自身的能量,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自觉自愿去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培育的方法不够多元化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类的健康以及生存都受到了威胁,这让人们意识到进行思维转换的重要性,但是当前公民对于生态认知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比如自然界的演变规律、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之间的辩证关系、生态多样性对人类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加以理解。目前人们关注的更多是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问题,缺乏对具有广泛意义的生态问题的把握,包括实践认知度更是要加强,因此需要运用多元的培育方式来提升公民对于生态的认知理解,知晓人与自然的关系、意义以及环保的具体路径。

当今,在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过程中,理论教学依然是主渠道,实践教学却很少运用,这样可能会使公民缺乏直接的情感体验,不能引起强烈的共鸣。在2021年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有“72.3%的受访者认同‘我希望采取更多环保行为,但是不知该做什么’”,这表明关于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实践培育还存在着较大问题,更多的只是灌输式地教学。生态意识能够唤醒公民的道德感、责任感,但是要想让这种意识成为推动公民自身实践的现实力量,必须要在宣传教育中对公民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回应广大群众的生态诉求,用平等的观念去看待人和自然,而不是现在进行的一些具有形式主义的环保宣传,也不是用一些传统的方式来传播生态知识,更不是单向化地输送生态信息。在疫情危机下的教学模式,更是说明了在线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构建平等开放的对话关系,促进说教式向互动式、自主式转变,从而使公民主动地亲近自然,提高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不断提升整体素质。

(三)培育的载体运用较单一

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除了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重要的是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树立以及良好生态实践的参与,把抽象的认识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达到认知度与践行度的统一。长期以来,人们更注重利益的获得而非道德的满足,更注重口头重视而非行动落实,这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现今公民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已经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在实际践行方面却存在较大的不足,因此需要运用不同的载体,强化公民的生态责任意识,从而自觉地进行生态实践。

在当前的培育过程中,生态文化资源还有待挖掘,比如海南黎族织锦中就喜欢选用一些林间鸟兽、日月山川、花木鱼虾等自然万物作为图案,并会选用一些天然植物来进行染色,包括船型屋的选址是环山绕水、森林密布,建造材料为茅草、藤条、木、竹和土,可以就地取材并循环利用,体现了黎族人民对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积极以及对美的享受,这些独特的生态文化都是培育人们生态意识的重要资源。同时,在实践载体的运用方面更重视形式而轻视内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与公众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在实际行动中的不足,会导致人们不能有强大的意志力来支撑良好习惯的养成,行为自觉的落实也就很难实现。

如今信息化加速发展,网络成为人们学习与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宣传生态文明的重要方式,尤其是这次疫情期间,网络平台成了学校教育的主要载体,但是不管是学生还是民众对于生态文明的学习兴趣远不及对于网络社交或者娱乐的兴趣,这是因为生态文明意识的大众传播还未形成一套良好的运行机制,网络环境监管的难度较大以及公民自身的主动性与自制力的缺乏,而这些都影响着公民生态意识的培养与提升。

“至善非难,行善为难”,意思是知道什么是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亲自做好事,这正如公民当前面临的问题,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度和践行度不一致,产生了偏差,所以在培育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生态实践活动的开展,重视生态文化资源的挖掘以及网络资源的正确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强化生态文明理念的认同并外化为自觉行动。

(四)培育的合力尚未形成

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对象涉及的是每一个公民,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而开展的一项贯穿于每个人生命始终的终身教育,由于认知水平、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教育的内容、方式等也要有其针对性,才能适应这项复杂又长期的教育工程。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亦是如此,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发挥其整体效能,全面提升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但是目前我国的培育体系还需要完善,强大的合力机制还没有形成。

在我国,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事业是由政府主导,学校教育为核心,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媒体同样发挥作用而开展的,但是当前我们还未形成一个非常有效完善的体系,不能很好地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还需要专家学者们进行系统地研究。因为国情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生态教育相较晚于西方,并且从环境教育初始,我国的环保运动大多就由政府发动支持,此后才逐渐由其他主体相继发挥作用,虽然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认知水平都有着明显地提高,但是依然有人认为保护环境要依靠政府,生态实践也要以被动的方式才会参与,并且缺乏自我主动学习与教育,而在疫情期间,家庭教育更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社会、学校、家庭还未能形成良好的合力,比如一些公民认为地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的力度要与中央存在差距,包括区域间的环境改善也存在着差异,而被问到关于不参加环保志愿活动的原因时,“不知道如何参与”是最大的阻碍,又或者从疫情暴发到现在,总有公民不带口罩或者拒绝测体温等现象出现。并且我们可以发现仍然有政府部门缺乏主体意识,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流于形式应付监督,弃人民利益于不顾,这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完全背道而驰,不仅没有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反而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都体现着整体的育人系统不完善,不管是政府人员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提升生态意识,也就要求在培育的过程中应健全分工合作的育人机制,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作用,既要在环境保护教育的基础上增加关于生态文明的知识,更要从深层次理解其中的内核,使人们学会给予自然万物道德关怀,学会从整体且长远的角度看待利益的获得,以推动和谐有序社会的实现。

[作者简介]王慧芬(1995- ),女,汉,山西太原,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董前程(1982- ),男,汉,湖北黄冈,博士,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发展阶段我国国民生态素质教育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YJC710056)、海南省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研究”(项目编号:hnjg2022-36)、海南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课题“基于海南地域特色的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项目编号:hnjg2021ZD-24)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