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禁野”下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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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王豁,王静


摘要: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下,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这一规定迫使许多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进行转型,在转型的这一过程中必须坚守两个底线:一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思想;二是遵循生物多样性理念。此外,国家也要加大政策扶持使得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转型不但符合生态文明理念,也要满足人民的合理关切。


关键词:全面禁野,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养殖产业转型


周晋峰,王豁,王静.“全面禁野”下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如何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8卷第1期,2022年5月.ISSN2749-9065


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决定》第二条规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这意味着全国范围内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市场和交易将被彻底取缔,也标志着我国近年来日趋繁盛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将面临产业转型。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行着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这个颇具规模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本文所指针对陆生野生动物),接下来将何去何从?如何实现绿色转型?这也是本文接下来要谈的重点。


野味之殇殷鉴,行业将迎来大洗牌


野生动物和人类共享大自然,在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上繁衍生息。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与日俱增,对野生动物的利用也在持续加速,带来了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警示,正如恩格斯在一百年多前就曾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那么,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愿景?需要全社会从维护公共健康、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角度出发,来正确对待野生动物。而2016年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时所沿用的“开发利用”的出发点,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已广被诟病。


2016年修订完成并于2017年颁布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国家对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许可制度。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国务院有特殊规定的除外”。这项规定,给了野生动物保护人工驯养繁殖的合法通道。


沿着“保护利用”的思路,每年我国各级财政在大量补贴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行业。据可查询数据显示,2019年浙江省现有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企业约1500家,分布在11个市89个县(市、区),年产值约50亿元;河北省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进行的摸排数据显示,当地现有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养殖户、单位1.2万余户(家),分布在160个县(市、区)。各地亦有相关指导、鼓励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文件与调研报告发布。可以说,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在地方支持、法律允许、行政监管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在最近几年已经遍布南北各地,企业规模经营和个体散户经营情况均广泛存在。


而遍地开花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除缺乏规范的检验检疫程序、普遍涉嫌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资源谋取利益外,还因养殖环境不达标等因素导致水体、土壤污染,生产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多发。


虽然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方面还有难题待解,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完善也需时日,但食用野味已经在全国全面刹车,势必会影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当前,《中国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正在调整中,多地还在等待目录名单发布,以执行下一步涉及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方面的工作,但显而易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已不再是产业发展的方向,已有地方开始对辖区内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所进行取缔清理,这也进一步要求养殖发展理念做出快速转变。


这不仅需要社会各领域全面、深刻、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野生动物,停止对野生动物的食用和非正常接触,避免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巨大的灾难依然会接踵而至”。如著名传染病学专家、世界卫生组织(WHO)代表维尔特·李普金来到武汉了解疫情后,明确提出:“请一定要永久关闭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并且对野生动物、家畜、屠宰行业进行有效监管。如果不关闭野生动物交易,10年后,可能会有新的疾病暴发。”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也指出:“吃野生动物本来就是人类的陋习。大家不要忘记,21世纪已经出现三次冠状病毒感染,第一次是非典(SARS),第二次是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第三次是这次的新冠病毒。”这三种病毒中的两种均在我国严重爆发,且与食用野生动物密切相关。更需要全社会从“野味之殇”中汲取教训,迅速出台产业转型方案。


如今,生态文明对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生活方式方面来说,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从生产方式来说,要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这也给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行业提出了绿色转型的要求,而2月24日《决定》的通过,则标志着野生动物利用行业大转型时期的开启。


遵循生物多样性理念


2020年是我国全面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决胜之年。从各省市发布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数据来看,或许有人会担心:封闭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会否影响决胜小康?会不会造成返贫?


3月12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做出回应,野生动物限养和禁养,不会对脱贫攻坚产生太大影响。因为有些农村地区投资几十万、上百万元,把养殖、销售野生动物作为特色产业来发展,增加经济收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并未达到规模化,也不是支柱产业。


因此养殖产业转型虽有阵痛,但不会伤及我国经济筋骨。在这一大前提下,该如何科学、有效引导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实现转型?我们认为,可循两个总体思路:一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思想;二是遵循生物多样性理念。


生态文明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我国开展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各项政策法规及保护规划,均应以此为指导思想。那么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已成为全球环境挑战、在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日益濒危的当下,停止以盈利为目的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亦是其应有之义。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农业生物多样性概念则可以给予具体路径指导。


人类在过去成千上万年来,已形成了基本安全、稳定、风险可控的禽畜品种。这些品种,是维系人类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2019年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显示:全球家畜生产基于约40个家畜品种,其中少数几个品种就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肉类、乳品和蛋类产品。在全球7745个本地家畜品种(亦即特有的、仅存在于某个国家的品种)中,有26%濒临灭绝。该报告警告称,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一旦失去便无法恢复。


而我国正是一个禽畜资源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这些宝贵的遗传资源正在迅速流失。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被产业青睐、少有人去养殖。


以养猪业为例:当我们说到“猪”的时候,这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概念。“猪”这个“筐”中,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换句话说,是有丰富的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我国本来就有很多本土猪种,将近90种。但是,这些遗传资源流失的非常快。近20年的发展,中国养猪业发展迅速,但占据绝大部分市场的养殖品种多为出栏快、利润高的美国白猪,我国本土猪种已大量消失,这不仅意味着猪的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还容易导致因品种单一所产生的抗病性下降,一旦发生重大疫情,则整个种群都会面临重大风险,2019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须知,中国本土家畜群体中,不仅存在对湿热、干旱、高海拔生境的抗性基因,对威胁畜牧业的多种疫病的易感性普遍较高。


这不只是猪种面临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很多其它的传统禽畜也面临着类似的、鲜为人知的窘况。《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的一篇报道曾经显示,国家农业部和全国畜牧总站历时有6年时间做了一个调查,大概有很多品种跟第一次调查的时候已经没有观察得到,最后得出一项结论,即有一些地方品种消失,是一个总体上的趋势。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归根到底,这仍是工业文明的推动所致——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发现了自身潜力,大量技术爆炸式发展与应用,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和对利益、效率的追求,一方面使得某些符合其发展理念的产品或物种大受青睐,另一方面导致地球资源消耗不断加剧,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人类面临可持续危机。


建议加大政策扶持转型


3月12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还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该关的关,该转的转,我们将通过多种形式给予帮助、转产。”


当前,我国一方面需要做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面临紧急转型工作,另一方面需解决农业传统的畜牧养殖品种迅速消失问题。结合这两方面现实情况,建议我国加大推动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转型传统畜牧养殖地方品种的恢复性养殖,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前者转型困境,还有利于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恢复,增强重大疫情抗风险能力,且对于丰富百姓“菜篮子”、保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再者,这些更具口感和营养价值的传统地方畜牧品种,也可以充分满足公众对美味、食用体验和营养价值的追求。


纵观国内外农业史,每次绿色革命的突破,都源于种质资源的发掘利用。有数据显示,良种在我国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45%以上;我国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达70%以上。良种不容流失。


而产业转型往往需要一定周期,也需要相关部门给与政策扶持与激励。在有关部门近日发布的《2020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中,第14条提出“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管理,推动完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开展农业野生植物资源调查与抢救性收集”。我们认为,对与国家部委出台绿色发展指导文件,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这点值得赞许。但仍有一点稍显美中不足:对我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本土畜禽品种的内容没有提及,针对传统禽畜等中国特有的品种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空缺。


以生态文明为指导,加强农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关系农产品的安全与供应保障,亦是实现我国生物安全有效推动力。可以说,生物多样性是绿色银行,也是绿色发展的要义。只有先认识并重视这个问题,才会有保护,而后才能有传承,也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亦将有助于在国家大局上打开一种新的局面:保护、继承我国本土传统品种,鼓励养殖、提供政策支持和倾斜,为衔接目前我国因为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大局下,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面临着的绿色转型的问题,同时也为大批具有动物驯养繁殖经验从业人员的可持续生计提供了一个有效解决的途径。


一言以蔽之:我国应引导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行业朝向传统禽畜品种养殖来进行绿色转型,加大针对该转型的财政投入扶持,并鼓励发挥市场配套机制,以期为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建立全方位的支撑体系。此举既可“治标”、为当下急迫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更是有利于“治本”——从长远的角度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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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低斑蜻。摄影/绿会天津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