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多卷本《中国环境史》评议 -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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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若愚宇龙

摘要：六卷本《中国环境史》于2020年6月至2022年5月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付梓，分别为先秦卷、秦汉卷、唐宋卷、明清卷、近代卷、现代卷。作为中国学者编撰环境通史的先期尝试，该套著作较为全面且系统地解说了中华民族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此外，该套著作也存在几点不足之处，包括在体例划分和内容协调、理论创新等方面。

关键词：《中国环境史》，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

梁若愚，宇龙.绿水青山——多卷本《中国环境史》评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2024年9月，总第67期.ISSN2749-9065

中华传统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的思想，《管子·五行》云：“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考察湖州市安吉县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

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人与自然的互动贯穿着文明的始终。环境史研究是20世纪后期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史学研究困境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学科。目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在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史、生态史、农林史等相关领域已取得诸多成果，而整体性、综合性和长时段的通史研究偏少。系统性编纂本国环境通史，建设中国学人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既是历史学科发展的自然结果，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需。

目前具有通史逻辑的中国环境史著作均来自国外，如伊懋可（Mark Elvin）编写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和马立博（Robert B.Marks）编写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从长时段的视角，描绘了四千年以来中国的环境变迁史。

在此背景下，六卷本《中国环境史》于2020年6月至2022年5月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付梓。总主编戴建兵、副总主编刘向阳，分卷主编分别为：先秦卷张翠莲、秦汉卷王文涛、唐宋卷谷更有、明清卷孙兵、近代卷徐建平、现代卷张同乐。该套著作篇幅达160余万字，汇集了前人研究，系统论述整个中国环境史的发展历程，勾勒出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互动的恢弘画卷，并尝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域。正如总序中所述：“编纂中国环境通史，旨在全面界说几千年来华夏大地上人与自然协同演进的总体史。”^[2]

作为一部环境通史，完整叙事体系的构建十分重要。对比前文提到的两本通史性著作，其中伊懋可以大象这一特定物种的迁徙过程为切入口，从模式、特例、观念三个方面去描绘中国环境变迁的总体图景、局域特例、环境思想及人地关系，起纲举目张之效，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和研究深度。再者，马立博跨越了中国朝代政治分界，以自然环境变动的大致时间作为界定研究时段的标准，“环境史更倾向于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单位及其历史分期的全球化描述。”^[3]马立博试图“跨越政治分界线”和“超越民族国家”以探索环境变迁规律，呈现西方学者秉承所谓“世界主义”的价值追求。更有学者将国家、民族等社会概念从环境史研究中剥离，探寻纯粹的自然演变史。例如世界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著作《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一书中，作者J.R.麦克尼尔（MeNeill）将环境史划分成地球表层的四大圈层，由下而上地讨论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4]

环境史叙述主体的人类与社会的角色被刻意弱化，难以展现史学研究的全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史研究应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两部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环境的优劣是相对人类的生存感受而言的，历史研究作为人文学科不应脱离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从政治对自然环境的塑造力来看，华夏大地广袤且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季风性气候下的水热不均造成农牧区分界明显，这些自然禀赋促使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得以形成以满足国防和修筑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最终孕育了庞大的人口，使中央政府具备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环境的人力基础，以及“大一统”的精神理念。由此可见，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演进与环境变迁是一种密不可分、相互制约的关系。而“跨越政治分界线”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观念难以展现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全貌，也不应是世界环境史编撰的唯一价值追求。

鉴于此，《中国环境史》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唐宋、明清、近代、现代六个分卷。随着各朝代的国运兴衰和政治变迁皆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巨大变化。正如总序中所述：“编纂者的宗旨是超越中国古代史传统的王朝史和断代史的编写范型，企图按照历史时期不同时段文明演进的核心特色与环境变迁的自身规律作为分卷的标准。”^[2]强调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特色，兼顾环境变迁规律，彰显塑造国族认同方面的价值，克服片面的叙事倾向。

《中国环境史》作为环境通史编撰的先期尝试，不仅在叙事结构上大胆创新，而且在许多观点上对前人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反思和超越。该书的谋篇布局、论证模型、理论探索等方面都极具特色。

各卷的谋篇布局，秉承“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这一叙事主线，将自然环境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着重展现双方相互影响的“历史耦合点”，并以此作为各章节谋篇布局的出发点。围绕人类生存环境，从气候变化、动植物变迁、水环境变化、农工业经济发展、自然灾害、疾病等主要交汇点入手，理清两者之间冲突与平衡的全貌，进而探讨人类实现自身永久存续的未来方向。

在问题的论证方面，由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演变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从“人本主义”出发，建构了一个关于环境问题如何发生，如何波及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如何反作用于环境的波浪式论证过程。

不仅如此，各分卷在详细地梳理了整个环境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人地互动的复杂历史关系的同时，还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如张翠莲教授在《中国环境史·先秦卷》中使用了广义上的先秦概念，将研究时段一直追溯到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作者在前两章中以长时段的视角，将史料记载的物候现象与考古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综合论述了第四纪以来在中国的地理概念所包含的区域内，气候如何呈现冷暖干湿的周期性变化，动物群如何发展、灭绝、迁徙，植被如何演化等环境自发的变迁历程。从第三章起，作者开始将人类角色纳入环境变迁的宏大叙事中，围绕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诸多影响，以及环境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的盛衰兴废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在第五章中，作者从原始初民对环境的选择与适应的角度出发，详细探讨了聚落和城市的形成、水利设施的修建、原始宗教的兴盛、战争对环境的塑造等内容。此外，作者还并针对城市中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自然度较高的社会形态下，人群与自然的关系是依赖性的关系。自然资源是影响人群流动和聚落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人地关系和谐，这将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人们不注重节约资源，对自然利用过度，人地关系的紧张将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甚至会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以至于社会系统崩溃。”^[2]先秦卷中将气候、地形、动物、植被、土壤、水等生态系统与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行为进行了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态史、自然观念史、环境政治史三个层面的融合与统一。全书亦围绕这几个主要论题进行延续性和拓展性的论述，并基于不同时代人与自然互动的维度差异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内容和观点的论述上各有侧重。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在总体不冲突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展现出一种鲜明的、多样的宏大视野，体现了作者们对环境史这种自然和社会交错的新兴学科的审慎态度。

各分卷在吸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例如，中外环境史学界长期存在“衰败论叙事”的倾向，尤其是将人类当作自然破坏者的庸俗化预设与定论。对此总序中有言：“这个过程不仅包括衰败，而且包括和谐，特别注重挖掘衰败与和谐的结构耦合点和地方性知识，找寻生态盈余与生态赤字的具象化表现，总结人类活动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点与失序点。”基于对社会与自然法则的理解指出当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是“探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之道的内在机理”^[2]，这充分体现了作者们对于环境史这门新学术崇高的价值定位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追求。

又如，谷更有教授在《魏晋至宋元卷》中突破了朝代与区域的限制，将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的一千多年打通，探讨长时段内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互动过程，并总结出当今环境史学科的两点共识，即“一是环境史是跨学科的研究，二是环境史的研究内容是历史上人类与所处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5]。结合了气候学、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学等一系列方法，对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环境大变迁下的政权分立与统一、民族冲突与融合，南方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的盛衰与互动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归纳。解释了唐王朝在盛极而衰的周期变化中气候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对今天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经济地理分布的影响。此外，他还对农业、手工业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进行案例分析，认为人类的经济生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远远大于破坏”^[5]。这一观点既是对古代人地关系的新思考，也是对衰败论叙事的有力回击。

明清卷提出“环境变迁史绝不是环境史的全部。若只把注意力聚焦在环境变迁上，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环境史将会陷入僵化呆板的困境。”《现代卷》中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认为“自然灾害在正常时期均有可能发生，到底是何种原因引致发生则需要细致鉴别和深入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概归因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恶化。”^[6]这些观点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大部分的自然灾害并非两者关系的异化所致。可见，中国人自古崇尚与自然和谐共生、顺应天意，并没有征服自然、敌对自然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观念为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保护理论构建提供了中国方案。

此外，在一些科学性和应用性较强的现实问题上，《中国环境史》的观点也值得关注。如《近代卷》中，徐建平教授凭借其多年在水环境研究、环境保护及环境思想等领域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于近代环境治理的效用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中国近代环境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从恶化到防治的过程，但总体而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2]其在第五章中以水环境变化为主线，对城市经济与水环境的互动进行深入剖析，对水旱灾害及顺直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的构建过程及效用进行分析，探讨近代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及教训。可以说，近代卷中有关近代环境保护及水环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代表了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准。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环境史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中国环境史》专设“现代卷”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填补了国内以往环境史研究的部分空白。其中，围绕“现代化过程中资料过度开发，经济快速增长，生态持续恶化，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等矛盾发展演进谋篇布局”^[6]，详细论述建国后在环境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环境恶化的现象，并针对“除四害”“大跃进”“大炼钢铁”等历史事件的具体环境影响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这种直面敏感问题的态度令人钦佩，同时也纠正了西方所谓的“中国衰败论”的谬误，起到了矫正纠偏、正本清源之效，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历史中的环境问题有一个客观且清醒的认识。另外，现代卷中还对新中国环境思想及环保事业的发展历程作了详细的论述，结合生物学、生态学的认知，客观评估新中国环境史上的相关认知、对策的成就与不足，并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另外，《中国环境史》中体现的环境思想极具深度。相比于马立博在《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的第三章第三节“古代中国关于自然与环境的理念”中对先秦时期的儒道法三家的环境思想所进行的简要叙述，以及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第三章“观念”中对谢灵运和谢肇淛等人环境思想的重点解读，《中国环境史》作者们的论述显得更为系统且深入，从先秦时期朴素的敬畏自然到秦汉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提倡顺应自然、尊重生命；从魏晋的士大夫思想到唐宋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从明清的西学东渐到近现代科学主义的兴盛。中国学人的环境思想由自发逐渐趋于自觉，再到今天形成了一整套思想和实践体系。其发展历程贯穿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

除内容和观点的创新外，资料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突破也是该书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除传统历史学领域外，该书的资料的引述范围还包括气候学、地质学、土壤学、动物学、植物学、人口学、流行病学、水利学、传说和诗歌中蕴涵的可靠历史资料。

除收集丰富可靠的资料外，研究方法也是决定历史著作质量高低的关键。《中国环境史》在方法论上突出表现为跨学科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两个方面。各卷作者在坚持历史叙事为主体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多学科对话与合作。例如作为编者之一的许清海、赵宝华均为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环境学、动植物学专家。他们利用了孢粉、古土壤、湖泊沉积、石笋、冰川、雪线、沙漠、海面升降、古植被等技术指标对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和动植物变迁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定量分析。各卷主编在对传世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进行详尽剖析的基础上，“将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交叉整合，力求从更新的角度出发，透过历史视角观察环境变化，透过环境视角寻找历史规律。”^[7]

该套书的付梓作为中国学者编撰环境通史的先期尝试，较为全面且系统地解说了中华民族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当然，一本书不可能十全十美，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一是体例划分和内容协调方面并非尽善尽美，由于编者们的认知逻辑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各分卷之间在内容和论点方面还有进一步协调的空间。

二是在部分章节中存在“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叙事，在叙事上难免有些脱离历史叙事风格的倾向。因此增添一些有血有肉的历史话语，进一步彰显历史学的主体地位，是“实现‘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转向真正的‘人本主义’的环境史”^[2]的重要环节。

三是未刊档案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如果能扩大未刊档案来源的范围，对环境问题进一步探讨应该有更多的助益。

四是理论创新仍需努力。

注释：

①波浪式论证，是指一种随着矛盾双方或诸方从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关系变化，而每一次平衡都必须另作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②总体上对于环境史的概念问题采纳了唐纳德·休斯的观点，“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代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和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参见：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③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是指人与自然从同一走向对立。人与自然维持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是人的一种本质需求，人从本质上源于自然，内在于自然，同一于自然，人的所有的生存活动依赖于自然。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甚至处于压榨与被压榨、征服与被征服的战争状态。

参考资料

[1]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1995）. 北京：人民出版社.

[2] 戴建兵、刘向阳主编，徐建平著. （2020）. 《中国环境史·近代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