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冲突的原因分析及应对策略探析
王静 王晓琼 王倩倩 周晋峰
摘要：人兽冲突的加剧已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议题，也对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阻碍。推进“昆-蒙框架”的有效执行，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需要找到合适的策略来有效缓解人兽冲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人兽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及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一）生态及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实施，使得一些动物种群快速壮大，人兽冲突增加；（二）野生动物迁移或迁徙过程中带来的人兽冲突；（三）活动区域重叠及不合理应对措施导致的人兽冲突；（四）外来物种、气候变化等引发人兽冲突。结合人兽冲突的现状，本文提出了缓解人兽冲突的四点建议：（一）以“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CON)”理念为指导推进城镇化建设；（二）加强生态廊道建设和长效规划；（三）重视传统文化习俗在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四）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提升公民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素质。对上述原因及建议，本文同时结合了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解读，希望能够为人兽冲突的应对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落地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关键词：人兽冲突，野生动物，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
王静，王晓琼，王倩倩，周晋峰.人兽冲突的原因分析及应对策略探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2024年2月，总第57期.ISSN2749-9065
引言
很多动物在地球上的生存史比人类要悠久。自从人类诞生并先后进入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以来，动物以及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始终处于互相影响、不断变化的状态，并在彼此的发展历程中互相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动物即是人类的威胁和敌人，又是人类的朋友和助手。工业化进程，人类掌握了更加高效的科技，得以拓展和开发更广阔区域的地球资源，因此与野生动物也发生了更加密切和频繁的接触，人兽冲突的情况也变得更加频繁，成为既普遍又尖锐且亟待有效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一、导致人兽冲突的主要原因及表现形式
人兽冲突，是指由于野生动物的存在或行为给人类造成实际或感知到的直接威胁而引发的冲突，通常会给人类和野生动物带来负面影响。
一般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人兽冲突理解为野生动物对人类生产生活环境造成了破坏或损失，如农作物被践踏、家畜被猎杀，甚至袭击人并导致人员伤亡等。这种冲突可以是大范围的，比如一个或多个村镇遭遇野生动物的掠食；也可以是小范围的，比如野生动物突然出现在某一家庭范围内，或是人与某种野生动物的偶然性相遇。
人兽冲突发生的原因也是非常复杂且涉及多个方面的。本文从四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生态及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实施，使得一些动物种群快速壮大，人兽冲突增加。
近年来，由于我国退耕还林、天然防护林以及野生动物政策的严格实施，很多野生动物的种群得以恢复，这些恢复了的野生动物种群，需要更多的食物来源以及栖息地。以野猪与人的冲突为例。野猪由于繁衍能力强，种群密度急速扩大，再加上位于其食物链上端的老虎、狮子、狼等天敌的缺位，使得野猪在我国一些地区数量迅速增加，野猪数量增加必然会需要更多的栖息区域和食物获取，因此，野猪下山啃食农户种植农作物的事件发生率也快速上升。四川、河南、安徽等多地频繁发生野猪闯入村庄、毁田伤人的事件。野猪们行动迅速，又常常结伴而来，食谱广且破坏力强，“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但由于在国家“三有”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人们不能擅自射杀，虽然现在已经移出名录，但其带来的人兽冲突仍然存在。
与之类似的还有人猴冲突。2023年6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秘书长周晋峰博士曾特别在广西百色市德保县调研了当地人兽冲突情况。据村民反映，猴子给当地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收获季节到庄稼地里掰玉米、挖红薯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猴子还会破坏庄稼幼苗，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百多只猴子组成的庞大群体，对庄稼地造成彻底毁灭。而对来去如风的猴子，农民们“抓不得杀不得”，放狗撵也无法弥补其对庄稼的破坏。[1]
（二）野生动物迁移或迁徙过程中带来的人兽冲突。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当数2020年栖息于西双版纳州勐养子保护区的17头亚洲象集体向北迁移事件。虽然这次事件中人类表现出了充分的温和与宽容，但亚洲象一路破坏农作物、损毁房屋，扰乱人类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给沿途区域造成巨大损失的现实依然存在。
另外，鸟类迁徙过程中的觅食行为，也会引发人兽冲突。例如东方白鹳与迁徙路线中位于天津的鱼塘主之间的冲突。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境内拥有大量丰富的湿地资源，这些湿地，是全球候鸟迁飞路线东线（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上的重要加油站，每年为超过10万只候鸟提供关键性能量补给和安全保障，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同时，天津渔业资源发达，是北方重要的渔业生产地。据绿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调研发现，作为大型涉禽，东方白鹳每天进食量较大，要吃掉三斤左右的小鱼，成群的东方白鹳来私人鱼塘进食，会给鱼塘主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很多渔民虽然知道这是保护物种，不能猎杀，但还是会放鞭炮驱赶。
（三）活动区域重叠及不合理应对措施导致的人兽冲突。
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伴随着种植、驯养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栖息环境造成挤压，人类活动区域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也不断接近甚至重叠，比如在人和野生动物共同栖居的草原；另一方面，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得以强化，野生动物种群得以恢复。这两方面均增加了人兽冲突的发生频率。
以雪豹为例。中国的雪豹栖息地面积和种群数量占全球总数超过60%，对雪豹的保护有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新疆境内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喀拉昆仑山以及帕米尔高原为雪豹及其猎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新疆成为我国重要的雪豹分布区域。作为高原生态系统中最顶级的捕食者，雪豹一般捕食北山羊、岩羊等野生有蹄类哺乳动物，偶尔也捕食旱獭、高原兔等小型哺乳动物。除了野外捕食，雪豹有时还会捕食牧民饲养的绵羊、耗牛等家畜。家畜被雪豹捕食，这对牧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为了减少这种损失，牧民会对雪豹进行报复性猎杀或者毒杀。这是引发当地人兽冲突的直接原因。
此外，人兽冲突还会以人类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大规模灭杀活动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2022年3月，为了控制草原鼠患，保障家畜的草料供应，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由上万名干部群众共同“打响”的春季草原灭鼠大会战——“……灭鼠活动为期一周，将在该县色须镇、虾扎镇、德荣玛乡等六个乡镇同步开展，预计投放灭鼠毒饵69000余公斤，灭鼠面积达13.8万亩。”“预计可消灭高原鼠兔8万只，增收牧草20万公斤……”[2]
人兽冲突的发生，往往会加剧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紧张感，如长期不能得以妥善管理，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人员安全威胁和财产受损，进而引发冲突地区受损地区民众为了自卫而采取不恰当方式对野生动物进行攻击和报复性伤害，另一方面也容易给当地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比如这种大规模的草原灭鼠活动，虽然是为了控制鼠患，但高原鼠兔本身亦是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大量繁殖导致的数量过多背后有着复杂原因，而以化学药剂投放大量灭杀的方式，同样会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带来威胁，甚至可能矫枉过正，导致一些以鼠兔为食的野生动物如狐、狼、棕熊等因缺乏食物而前往人类聚居区觅食。
（四）外来物种、气候变化等引发人兽冲突。
上述所列三方面主要的人兽冲突情况及案例，都是比较直观、可见的，另外还需要引起警惕的一种人兽冲突则具有间接性，或更加隐蔽。如外来物种入侵，这类冲突往往是由人为因素引发，对生态系统造成冲击，进而对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危害。
发生于2022年的河南汝州为了抓捕两条鳄雀鳝而抽干湖水事件，曾一度引起社会热议。鳄雀鳝系外来物种原产于北美洲，能在缺氧环境中把空气吞到鳔中呼吸，所以能在陆地上短时间生存，野外生长的鳄雀鳝最大可长到3米左右。鳄雀鳝主要以其他鱼类为食，生性凶猛，如果没有相应的天敌予以遏制，鳄雀鳝栖息的水域内很少有其它鱼类生存,也会对渔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2021年，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作出《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对10种主要外来水生生物进行全国性普查，其中就包含鳄雀鳝。
2023年9月4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的一份有关入侵外来物种评估的重要媒体声明中指出两个重要现状：入侵外来物种在全球植物和动物灭绝中发挥关键作用，占比高达60%；入侵外来物种的年度成本已经超过4230亿美元，自1970年以来每十年成本增长了四倍以上。[3]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很多外来物种入侵，都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比如异宠豢养产业的兴盛导致很多来自异地（包括国外）的物种通过市场交易贩卖扩散至其他区域，在被丢弃或随意放归自然后，因为缺乏天敌（如鳄雀鳝）或繁殖能力超强（如巴西龟）而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外来入侵物种可以通过破坏食品供应等方式对人类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成为某种疾病或病毒的传播者。这也是人兽冲突的一种表现。
此外，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一些地方日益严重和频繁的干旱）也会导致一些物种生活习性、繁殖状况或栖息地范围的变化，这会对原有呈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带来冲击。比如2019年非洲南部地区发生的严重干旱所带来的蝗灾。炎热少雨的天气，扩大了蝗虫的产卵场所，并让蝗虫快速生长，非洲当地植被稀少，蝗虫很快吃完后便开始了洲际迁徙，飞跃红海、阿拉伯海，肆虐了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在内的20多个国家，给当地农业带来严重危害，并危及全球粮食安全。
这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人兽冲突，也加剧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恶化。“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亦明确表示，“……具有最大全球影响的自然变化的直接驱动因素是（从影响最大的开始依次排列）土地和海洋利用的变化、对生物体的直接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
二、缓解人兽冲突的建议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缓解人兽冲突，对于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发布的《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SSC）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与共存指南》，以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为主题，探寻人与野生动物共存之道，并将人兽冲突的主要特点归纳为三个方面，分别是：（1）指向人类与野生动物间的直接且频繁的互动；（2）几乎总是由于人类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社会冲突引起的；（3）往往涉及到受保护物种对人类福祉带来的负面影响。[4]这三个方面与本文上述所列举的导致人兽冲突的主要原因及表现形式基本吻合。
虽然人兽冲突会对人类生命财产带来损害，但整体而言，野生动物处于弱势和被动状态。导致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不断扩张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入侵与破坏，而在人类为应对冲突所采取的或强硬或温和的系列举措中，野生动物也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于2021年发布的《人人共享的未来——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必要性》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冲突所引发的杀戮影响了世界上75%以上的野生猫科动物，以及其他陆生和海洋食肉动物物种。[5]这也对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阻碍。
人与动物相依相伴、互相影响，虽然不可能全面消除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但可以采取积极措施来降低并减少这类冲突的发生，使之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的有机构成和积极因素。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缓解人兽冲突。
（一）以“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CON）”理念为指导推进城镇化建设。
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由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博士创新提出，并在2023年获巴黎和平论坛遴选为全球50大解决方案，被列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七大解决方案之一。该理念旨在通过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减少生物多样性足迹、开展自然保护，重视并强调在人口聚集区、在不能完全保护自然的情况下，尽量通过减少对自然的侵扰、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助力野生动物生存和发展，并协同可持续生计。
城镇化是一个全球性发展趋势，且城镇化过程必然会对生物多样性的各个维度造成显著影响，也会进一步加大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在活动区域上的重叠和接触密度上的增加。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案例。“海洋与湿地”平台发布的一则案例显示，安大略省政府计划改变安大略省绿地带的土地，用于发展房地产，准确地说，是5万套新住房。这片绿地带是有农田、森林、湿地和河流流域等构成的综合保护区，也是78种濒危物种的家园。显然，如果这项计划不能考虑邻里生物多样性，势必将会对当地野生动物栖息情况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如山东枣庄王延静的生态农场，重视借助自然力量，使生态系统恢复自然平衡，不再依赖农药和化肥来保障产量，而是通过借助自然生态系统的力量提升土壤健康水平并提升土壤与作物的适配度。这种耕作方式，也让这片土壤上的生物因此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形成彼此之间保持健康约束的生物链，这将对防止病虫害在农田的爆发，起到积极作用。[6]
在城镇化进程中，强调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缓解人兽冲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意义重大。
（二）加强生态廊道建设和长效规划。
生态廊道可以帮助链接破碎化的栖息地，使野生动物的潜在活动空间和迁移路径得以拓宽，觅食范围和交配行为也得到有效保障，进而减少野生动物潜入或穿行人类居住生活区域，减少人兽冲突。
如随着亚洲象种群在政策保护下的逐渐壮大，其在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之间的连通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不同的自然保护区之间，为亚洲象建立生态走廊，可以帮助减少亚洲象前往人类种植生产区域的活动，有助于缓解人象冲突，同时还有助于促进大象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
此外，土地利用规划、种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等长效策略和规划，也是缓解人兽冲突的重要方面。同样以云南亚洲象北移事件为例，有专家认为，过去二三十年来，西双版纳大面积种植橡胶树、茶树等经济作物，导致大片的橡胶林侵占了原先的天然林，甚至是热带雨林。这会减少大象在保护区或者栖息地食物获取，而大象的种群数量却在持续增加，为获取充足的食物而迁移觅食或寻找适宜栖息地的行为导致人兽冲突的情况也会增加。与这种情况类似的草原承载率与家畜存栏量及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在产业结构和规模方面予以考虑，降低畜兽争草强度，同时保障草原的可持续生产力。
（三）重视传统文化习俗在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古已有之。在原始社会，以渔猎为生的人们与野生动物是猎食与被猎食的关系；到农耕社会，农业种植面积与野生动物生境的接触，会导致人兽冲突，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彼此之间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到近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及利用的能力大幅提升，由此产生的森林减少、水源枯竭、海洋污染等问题令野生动物传统栖息地减少或受到破坏的情况变得愈发严峻，人兽冲突也日益加剧。如小说《狼图腾》中所讲述的人与狼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农业生产对草原狼生存带来的冲击。
实际上，我国传统文化及少数民族地区皆有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与习俗。如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是当地的主体民族，全民信奉原始多神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森林，而人去世后的灵魂一定要返回其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所以，在他们建村寨和建勐（部落）的附近都要选一片森林，建“寨神林”和“勐神林”，每年都要隆重地祭拜。因而，“竜林”里的一切动植物、土地、水源等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严禁砍伐、采集、狩猎和开垦等，即使是林中的枯枝落叶也要让其腐烂。而附近的村寨以及其它民族也决不进入“竜林”狩猎与采挖活动。所以，“竜林”是历史上由傣族的宗教信仰和乡规民约保护下的一个个小型自然保护区（点）。“竜林”的存在，对保护分布于热带森林上层的“热带季风雨林”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栖息于此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7]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是一项“自然—社会—文化”相互关联的综合议题[8]。目前人们比较容易从自然和物理层面认识到人兽冲突，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特别是发挥原住民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习俗来缓解人兽冲突方面，需要进一步重视。这与“昆-蒙框架”在行动目标5中所指出的“尊重和保护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可持续习惯使用”也具有一致性。
（四）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提升公民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素质。
民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认识的提升，有助于区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人兽冲突缓解措施得到更加有效的推进和落实。
据《若尔盖人-狼冲突现状与管理研究》的调查显示，若尔盖湿地作为我国三大湿地之一，湿地、草原分布广泛，生物多样性丰富，畜牧业发达，但近年来狼（Canis lupus）捕杀牲畜的肇事事件，也导致了当地人兽关系紧张。该研究项目对若尔盖县13个乡镇83个行政村的调查问卷表明，多数受访者（66.9%）认为在过去5年内，若尔盖县野生狼数量有所增加；但对于狼肇事，绝大多数牧民（85.0%）更希望采取经济补偿或者驱赶措施，只有少数牧民（9.4%）希望采取捕杀的措施；影响牧民对狼肇事管理措施的偏好因子中，受教育程度、年龄、民族以及被杀牲畜数量有显著影响。[9]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素质提升，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野生动物彼此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动植物与水气土等自然要素之间复杂且密切的关系，从而可以正确、全面的认识到人类行为对野生动物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有助于充分调动民众接收并采取更加科学的方式缓解人兽冲突，帮助国家和地区人兽冲突应对措施更加系统、深入的推进，意义重大。
三、结语
良好的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关系，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总而言之，人兽冲突是复杂多样且动态变化的，野生动物种类、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等这些方面的差异，都会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兽冲突。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类型的人兽冲突问题，找到恰当可行的解决方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需要结合冲突的动态变化对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和调整，同时注意发挥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并制定长效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 周晋峰. （2023）. 缓解人猴冲突，寻求可持续发展与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共赢｜广西百色调研. 网址：http://www.cbcgdf.org/NewsShow/4854/23996.html
[2] 投药近70吨，灭杀8万只，确定不是在破坏生态？高原鼠兔的关键地位：对本土鸟类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700580140982605
[3] Roy, Helen E., Pauchard, Aníbal, Stoett, Peter, Renard Truong, Tanara, Bacher, Sven, Galil, Bella S., Hulme, Philip E., Ikeda, Tohru, Sankaran, Kavileveettil V., McGeoch, Melodie A., Meyerson, Laura A., Nuñez, Martin A., Ordonez, Alejandro, Rahlao, Sebataolo J., Schwindt, Evangelina, Seebens, Hanno, Sheppard, Andy W., & Vandvik, Vigdis. (2023). IPBES Invasive Alien Species
Assessmen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Version 2).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8314303
[4] IUCN (2023). IUCN SSC guidelines on human-wildlife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First edition. Gland, Switzerland: IUCN.
[5] Gross E, Jayasinghe N., Brooks A., Polet G., Wadhwa R. and Hilderink-Koopmans F. (2021) A Future for All: The Need for Human-Wildlife Coexistence. WWF, Gland, Switzerland.
[6] 王静. “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化解城镇化生物多样性“困境”[J]. 新型城镇化，2023(10)：47-50.
[7] 许再富.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竜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议.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2022年7月，ISSN2749-9065
[8] 凤羽桐，陈雨菲，高煜芳. 基于政策科学的跨学科自然保护. 中华环境，2018，11：48-50.
[9] 何鹏辉，纳么玖，肖俊候等. 若尔盖人-狼冲突现状与管理研究[J/OL]. 动物学杂志，1-8[2024-01-15]. https://doi.org/10.13859/j.cjz.20232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