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芊瑾1 段晓迪2(通讯作者) 陈希希1
(1.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云南大理,671000;2.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大理,671000)
摘要:针对当前快速全球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历史城市保护面临的问题与困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Landscape)理论,为可持续遗产管理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本文对相关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提炼出城市历史景观理论作为保护新范式的内涵与优势,并进一步将其与“景观方法”结合,构建了“景观特征认知—层积演进分析—景观演进规律总结—保护更新策略研究”的景观演进研究方法,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借鉴。
关键词:城市历史景观,景观演进,历史城市保护更新,可持续发展
尚芊瑾,段晓迪,陈希希.城市历史景观(HUL)视野下的景观演进方法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2023年11月,总第52期.ISSN2749-9065
引言
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给历史城市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有效保护历史城市的宝贵遗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05年,维也纳国际大会上通过了《维也纳备忘录》(Vienna Memorandum)(以下简称《备忘录》),当中首次提出了“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以下简称HUL)概念[1],成为“20年来修正和更新现代城市保护范式的首次尝试”[2]。它强调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关于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的思考框架。这种动态视角,与“景观方法”中对于空间与空间变化机制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历史城市发展中的“动”与“动因”,因此本文在剖析HUL的基础上,将其与景观方法结合,探究历史城市的“演”与“进”,期望总结出历史城市景观演进的规律,为历史城市的保护更新策略提供可靠依据,促进历史城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
1 城市历史景观(HUL)的相关研究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HUL被最终定义为“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经过历史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上述更广泛的背景主要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属性;也包括历史上的以及当代的建成环境;地上、地下的基础设施;开放空间和园林、土地利用模式和空间组织;体验和视觉关系;以及城市结构中所有其他构成元素。另外,背景还包括社会和文化的实践以及价值观、经济进程,以及与多样性、识别性相关的无形方面”,同时《建议书》中也提到“城市历史景观方法作为一种保存遗产和管理历史名城的创新方式具有重要意义”[3],这表明HUL兼具了名词和动词的双重特性,可同时作为一种方法论指导城市遗产管理。在这之后,HUL开始在学界引发了大量探讨与研究(表1)。
表1部分国际学者对于HUL的研究
研究方向 | 学者 | 研究内容 |
理论解读与反思 | Mónica Luengo | 梳理文化景观发展过程,并在此框架下对HUL理论进行探讨[4]。 |
Smith Julian | 探讨HUL与文化景观的关系[5]。 | |
O’Donnell Patricia M | 从场所精神角度对HUL进行了理念与方法的解读[6]。 | |
方法论探讨 | Bandarin Francesco | 对HUL作为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结合实践案例对《建议书》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7],阐述了理论最新进展与研究,并进行大量探索和反思,进一步阐释了HUL尊重文化传统多样性的目标[8]。 |
UNESCO | 明确实施HUL的具体工具与方法[9]。 | |
实践与多元视角探索 | Bandarin Francesco | 介绍了HUL应用的最新进展,并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HUL实践进行案例分析与总结[10]。 |
Margottini Claudio、Bianca Stefano | 将HUL理论与多学科结合,进行多元视角研究,以水文学[11]、考古学[12]等不同视角进行方法与思路拓展。 | |
Ginzarly Manal | 结合社交媒体等公众信息技术手段,从多角度挖掘城市遗产价值[13]。 | |
注:根据相关论文整理 |
而国内关于城市保护的工作,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系统性展开,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相关研究与国际社会相比,存在相当程度的滞后。在近年全球化程度渐高的背景下,国内外交流密切,国内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对于国际遗产保护界的动态和发展变得十分敏锐。HUL倡导的理念与方法为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开创了新范式,加之其内涵的深度与可扩展性,使得国内对于HUL的相关跟踪与研究也都非常迅速(表2)。
表2部分国内学者对于HUL的研究
研究方向 | 学者 | 研究内容 |
文件梳理与解读 | 景峰 | 对HUL的国际学术动态新进展进行介绍,并对其理论方针、原则目标、方法途径等进行了阐释[14]。 |
韩峰 | 翻译了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城市历史景观负责人罗•范奥尔斯的文章,并对《建议书》内容进行介绍[15]。 | |
张松 | 结合《建议书》等国际保护方法,对我国名城保护制度与现状提出了当前历史保护的误区和问题[16]。 | |
结合本土化实践的探索 | 张兵 | 以太原保护规划为例,从历史城镇保护的“关联性”与“系统方法”对HUL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理论思考[17]。 |
张松、镇雪峰 | 针对澳门城区,对HUL展开研究,提出整体保护、功能多样性、城市景观管理三大策略[18]。 | |
赵霞 | 围绕自然环境与城市景观,以浙北运河聚落为例探讨整体性保护方法与策略[19]。 | |
肖磊 | 以HUL视角,从“整体性”、“层积性”和“关联性”方面为端州府衙遗址的保护提供方法论指导[20]。 | |
多元视角研究 | 刘祎绯 | 对HUL的层积性进行分析,搭建了“锚固——层积”模型来认知与保护城市历史景观[21]。 |
肖竞 | 从“价值关联”与“历史层积”的理论视角出发,将景观对象视为承载城镇内在价值信息的“文本”,对历史城镇演进各阶段中延续、调适、更替、融承的层积机制进行解析[22]。 | |
曹永茂 | 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提出景观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并提出保护延续手段[23]。 | |
李和平 | 提炼出HUL“层积性”与“关联性”两个核心概念,提出基于多元价值层积识别的整体性保护框架[24]。 | |
林轶南 | 将英国历史景观特征评估(HLC)作为HUL的解读和评价工具,结合“福州烟台山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实践,对该区域的景观进行分类、评价,并提出保护和更新的策略[25]。 | |
注:根据相关论文整理 |
2 城市历史景观(HUL)对于历史城市景观演进研究的启示
2.1 国际历史城区保护相关理念的发展
国际上对于历史城区的保护起源于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专门针对城市保护的相关理念则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但正式的保护理论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在欧洲形成。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历史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使得国际学界开始专门针对城市领域展开保护,并逐渐形成相应的制度和保护体系,这一趋势让历史城市一步步开始成为专门的遗产类型。
二战后,UNESCO与ICOMOS等遗产保护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宪章、公约、建议等文件,这些文件在指导世界各国的城市保护实践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使得城市保护作为遗产保护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瞩目的成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保护的理念一直在发展与进步,从保护对象到保护要素再到保护理念都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关于城市保护的对象从最早的“历史纪念物”建筑单体,逐渐扩大范围,到建筑群、历史区域再到扩大到更广的历史环境中(表3);保护要素则是将遗产的价值内涵不断扩大,从物质有形要素逐渐涵盖无形精神元素(表4);保护理念从保护与发展的对立转向协同,从静态保护逐渐转向动态保护,展现出了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历史城市的理念与精神(表5)。
表3国际遗产体系中关于保护对象的变化
时间 | 文件名称 | 颁布机构 | 保护对象 |
1933 | 《雅典宪章》 | 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协会 | 强调“历史性纪念物”的保护与沿用 |
1965 | 《威尼斯宪章》 | ICOMOS | 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真实性 |
1972 |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 UNESCO | 保护范围拓展至“建筑群” |
1976 | 《内罗毕建议》 | UNESCO | 提出了“历史地区”的相关概念 |
1979 | 《巴拉宪章》 | 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 | 用“场所”概念取代“文物遗址” |
1981 | 《佛罗伦萨宪章》 | ICOMOS | 将历史园林视为“古迹”,将保护延伸到历史园林 |
1987 | 《华盛顿宪章》 | ICOMOS | 在“历史地区”基础上将概念延伸到“历史城市与地区” |
2005 | 《西安宣言》 | ICOMOS | 强调了保护“周边环境”的必要性 |
注:根据相关文件整理 |
表4国际遗产体系中关于保护要素的变化 |
时间 | 文件名称 | 颁布机构 | 保护对象 |
1979 | 《巴拉宪章》 | 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 | 提出“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将遗产价值与场所做了区分 |
1992 |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 | UNESCO | 提出“文化景观”文化遗产类别,强调人和自然间的共同作用 |
2003 | 《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 | UNESCO | 强调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综合保护 |
2005 | 《西安宣言》 | ICOMOS | 认为“周边环境”包含社会和精神活动及其他非物质遗产形式 |
2008 | 《魁北克宣言》 | ICOMOS | 阐释了对于有形元素和无形元素对场所形成的重要性 |
注:根据相关文件整理 |
表5国际遗产体系中关于保护理念的变化
时间 | 文件名称 | 颁布机构 | 保护对象 |
1933 | 《雅典宪章》 | 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协会 | 保护历史建筑应该优先于城市的开发与发展 |
1976 | 《内罗毕建议》 | UNESCO | 考虑历史地区内的城市开发与建设所带来的威胁 |
1987 | 《华盛顿宪章》 | ICOMOS | 应该采用改善基础设施、改进住房的方法使历史城区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所需 |
2005 | 《西安宣言》 | ICOMOS | 开始对城市遗产“变化”采取接纳态度,当中提到“不必组织或隔离变化” |
2005 | 《维也纳备忘录》 | UNESCO | 提到“可接受的变化” |
注:根据相关文件整理 |
纵观国际遗产保护相关文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对于保护对象、保护要素、保护的范围在扩大,保护的内涵在深入,保护理念同样也在不断进步,以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2 保护新范式:HUL相关内涵解读
关于遗产保护的对象和元素,《建议书》中提出“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经过历史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3],表明HUL不论从保护范围还是价值定义上,都做了更完整的定义,其所保护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其倡导的保护完整性视野不仅包含了人工与自然、有形与无形,还包含了历史与现在等多方面,并将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也纳入讨论范围。
在早期城市保护的理念中将“变化”视为遗产的最大威胁,保护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的保留遗产原状。21世纪后,由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长期以来以遵循保存与不改变原状的国际保护理念也随之开始变化,2005年《维也纳备忘录》中提出“可接受的变化”,充分表明了对变化的接纳态度,“可接受的”也表明变化的程度是影响遗产保护的重要因素,到了2011年《建议书》中,“对变化的管理”(Management of Change)成为了HUL的关键目标,并作为HUL方法论的重要工具。这表明HUL认可城市发展中的变化是任何人工、自然环境不可避免的生命周期构成。这一理论的出现,是打破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壁垒与对立关系的一次伟大的尝试[2]。
从HUL完整定义中可以看出,其内涵既包含有形物质元素,也包含对历史地区形成产生作用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观等非物质元素;既包括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又包含城市现状表征。此特点可将城市历史景观的核心概念总结为“关联性”与“层积性”,“关联”指城市历史景观内部关系普遍关联,这其中的关联包括要素关联(物与物)、价值关联(表与里)、以及时空关联(古与今)[24];而“层积”(layering)作为《建议书》中的高频词汇,共出现五次,它强调一切城市发展都具有层积性,这种层积性源于各类自然与人工要素历经历史发展不断叠加、累积后所展现的状态。
2.2.4 HUL与“景观方法”
中文语境中“景观”,主要指视觉上人造或自然的物质场景,不含其他的语义延伸。而在西方语境中则有语义背景上的差异,“景观”(Landscape)在西方语境中不仅指代物质场景,也包含了物质场景形成的过程及社会、经济、政策等其他对于物质景观形成有关的外在因素。故“景观”其实除了客观名词所指代的物质对象本身,同时也作为动词,包含对象形成的动因与机制[2]。《建议书》中使用的“Landscape”(英文)、“Paysage”(法文)概念蕴含物质和方法的双重含义,指代“空间”和“空间变化机制”两方面的关系,故《建议书》中的城市历史“景观”,也并非特指一种新的景观保护类型,而是倡导在城市保护中采用“景观方法(landscape approach)”去认知与评估历史城市形成机制及其发展动因。
2.3 HUL对景观演进研究的启示
1915年,苏格兰社会学家格迪斯提出“城市与有机生命体一样处于动态演进的过程之中,其变化着的物质空间形态是各发展阶段功能关系演替的可见标志”,将生物学概念“演进”(evolution)概念引入了城市研究领域[26],“演进”兼具“演变”与“进化”之意,演变为过去,进化为未来,二者结合意指在过去过程性与层积性的基础上,遵循内在变化规律,将过去——现在——未来关联,强调自然延续,将关联和层积的含义延续至发展维度,能准确表达对于历史的回顾与对未来的展望。故本文借“演进”的概念,在景观方法指导下,将城市历史景观中的“关联性”与“层积性”相结合,通过对空间上关联进行景观特征识别,时间上层积进行层积演进分析,对历史城市进行景观演进研究(图1)。
图1景观演进研究理论来源。图源:笔者自绘 |
2.3.1 “关联性”对景观特征识别的启示
整个城市是彼此关联的复杂系统,合理科学的城市保护需要建立在对城市的客观全面认知基础上,在历史城市这个复杂系统中,元素与元素间的相互关联得以构成整体,这种特有的元素与元素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特定区域的地域性。故为了客观全面地认知复杂系统的地域性,需要我们使用关联性思维对其进行较全面的形态与类型分类,对历史城市的显性与隐性特征因子进行挖掘,这个过程中涵盖越全面就越能全面地认知系统与其内在逻辑。结合HUL中对于城市历史景观内涵的定义,除常规的自然物质要素外,需要结合包括人类认知、文化意象、社会、经济等对建构“景观”产生影响的无形(非物质)方面的范畴,也应考虑比研究区域更广的地理环境、城市文脉、文化遗产,以及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探究城市物象形成与演变背后的内在动因。
2.3.2 “层积性”对层积演进分析的启示
纵观过去对城市保护的研究,多数是以静止、特定时期的城市空间作为对象,来分析城市形态与结构、形成机制与背后社会问题,其本质是倾向于对景观的“结果性”研究,而针对景观发展“过程性”的研究则较为缺乏。“层积”理念使视角从结果导向转为过程导向,为我们研究城市空间提供了纵向视角,这启示我们摆脱传统对“过去”和“现在”相分离的视角,重视历史遗产的层积过程,将城市视为历史层积的集合并研究其历史连续性,可以帮助我们界定出在其发展时限内,历史城市的宏观变化范围与背后隐含的变化规律,从而实现对历史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的科学管理。
3 景观演进方法构建
借助HUL“关联性”、“层积性”的两个核心概念进行延伸与扩展,本文尝试构建整体性、动态性的景观演进研究方法。首先,在“关联性”视角指引下,我们对历史城区的认知需要涵盖有形表征,如使得城市得以孕育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等;及对城市景观建构有影响的文化、社会、经济等非物质无形内涵,如特有的文化现象、人群行为、风俗礼仪等。有形表征构成城市客观实体,而无形非物质要素又反向塑造城市,这也表明城市景观形成机制与其外在表征、内在动因具有相互关联的属性。另一方面,“层积性”则启示我们建立时间纵向思维,在历史持续性角度上,历史城市发展是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与此同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景观又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在层层叠加后,呈现出现代连续完整的历史景观(图2)。
图2景观演进视角下的历史城市发展示意图。图源:笔者自绘
基于这种“关联性”、“层积性”的解读视角,我们可以分别从空间关联层面与时间层积层面对历史城市的发展进行“过去——现在——未来”的演进研究,首先在空间层面上进行景观特征的认知与识别,即使用形态类型学对历史城市构成要素进行深层次认知与归纳分析;其次,在时间上进行层积演进分析,通过系统性地研究城市历史景观的多层次演进过程,归纳出不同类别景观(自然格局、城镇布局、道路街巷、建筑秩序)以及整体景观的演进规律和模式,从而探索其发展规律和趋势;而后总结“过去——现在”的景观演进规律,了解历史城市的动态发展过程;最后,在景观演进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动态变化范围的分析,研究制定保护和更新策略,管理和指导城市未来的变化与发展(图3)。
图3景观演进研究思路。图源:笔者自绘
3.1 景观特征识别
3.1.1 历史发展背景研究
由于《建议书》中专门提出了“背景”的概念,并着重强调了“更广阔的城市背景与地理自然环境”,这启示我们不同历史城区的具体特征与形成机制背景各有不同,更广的“背景”与历史城市的形成演变息息相关,若脱离了这种更广的城市空间环境与历史环境研究,会造成对于历史城区认知与定位的片面性。
HUL方法所倡导的城市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其最终还是要使历史城区融入更广的城市发展背景中,故在进行景观特征认知中,首先要进行历史城市的历史发展背景研究,一方面历史发展背景研究有助于明确研究范围在更广城市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与功能定位,另一方面,更广的宏观研究视角也有助于对历史城区本身景观的全貌客观认知与价值挖掘,形成对城市背景和演变脉络的宏观分析。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物质环境与文化环境存在广泛关联性,为了进行纵向时间上的层积研究,除了对宏观的发展背景研究,还需要对历史城区内部物质与文化特征进行认知与识别,研究单一时间切片下的历史城区景观元素构成,运用类型学方法对景观环境物质进行同类要素分类与梳理,建立起历史城市景观构成的认知体系。
建成环境通常认为由“可见的”物质形态与“不可见的”非物质形态两大系统复合构成的。这其中“可见的”物质环境元素组成了物理性场所,而“无形的”人文环境元素赋予了物理性场所灵魂,并反过来成为物质环境发展的动力(图4),正如凯文·林奇所言:“社会文化与空间现象是相互关联的……两者都有着复杂的内在逻辑”[27]。物质与人文环境要素两者结合使得一个场所可被人们感知,并产生了区别于其他场所的独特特征。HUL定义中,将历史城市的背景及构成要素阐述为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基础设施、土地使用模式”等有形要素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等无形元素,但鉴于定义中并未使用穷举将构成要素进行一一列举,故本文中将其归纳为物质环境元素与人文环境元素两个大类,物质环境元素包括:自然生态、城镇发展、街巷肌理、建筑风貌,人文环境要素分为历史事件、地域特色、思想文化、传统风俗(图5)。
图4物质环境元素与人文环境元素的关系。图源:笔者自绘
图5景观特征元素。图源:笔者自绘
在构建城市历史景观认知框架过程中,为找到人文环境元素与物质环境元素的内部关联,使非物质特征与其依存的实物特征联系起来,本文对相互关联的景观元素进行一一梳理合并,借助“空间研究载体”作为“城市元素”与“城市整体”之间的结构性过渡,并作为层积演进的研究载体,形成“元素——结构——整体”的认知体系,使得元素到整体产生认知关联(图6)。
作为“元素——结构——整体”的中间介质,空间研究载体需要既能包含物质环境元素,又能体现人文环境元素,并在相互关联后可以反映城市整体空间。为满足承上启下的结构性作用,本文联系物质与人文环境元素所依托与承载的特征实物,并对城市结构关系进行梳理,将空间研究载体归纳成四个城市实体结构,分别为:自然格局——城镇布局——道路街巷——建筑秩序(表6)。可以看出在城市空间的分析基底中,所有空间载体都由有形与无形元素所共同孕育,均受物质环境元素和人文环境元素影响,所有自然格局、城镇布局、道路街巷、建筑秩序的形成与演变,均受到社会、历史、思想、民俗、文化的内因影响,这种难以分割的相互关系,也符合外在表征与内在动因(表与里)的关联性。
空间研究载体 | 对应景观特征元素 | ||||||
物质环境元素 | 人文环境元素 | ||||||
自然格局 | 自然生态 | 城镇发展 | 历史事件 | 思想文化 | |||
城镇布局 | 自然格局 | 城镇发展 | 街巷肌理 | 地域特色 | 历史事件 | 思想文化 | 传统风俗 |
道路街巷 | 自然格局 | 城镇发展 | 街巷肌理 | 历史事件 | 思想文化 | ||
建筑秩序 | 建筑风貌 | 地域特色 | 历史事件 | 思想文化 | 传统风俗 |
3.2 层积演进分析
景观演进分析是在纵向时间上对城市空间进行特征变化研究,需要对城市历史景观进行景观要素关联与空间载体认知的共时性分析基础上,基于层积性视角进行历时性分析。本文在演进分析中,将演进分为不同空间载体演进与整体演进,即以时间发展为轴,不同景观类型和整体景观分别为变量,分别分析不同类型空间研究载体的变化与整体历史时期特征变化。不同空间研究载体演进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景观要素类型在结构、布局、肌理与形态上在不同时期下所呈现的历史形态演变,而整体演进则能看出在受不同时期下自然条件、历史事件、军事宗教等影响下历史城市所呈现的总体风貌阶段性、周期性特征。
3.2.1 不同空间载体演进分析
自然格局演进分析:自然格局是历史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早期阶段,自然格局往往受到较少的人为干预,经历长时间的缓慢自然演变,随着城镇的发展、人类的干预逐渐导致自然山水环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人为干预的演变。通过对自然格局的演进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城市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其产生的影响。
城镇布局演进分析:城镇布局主要涉及城镇肌理和城镇功能布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的布局会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不同的空间格局和功能分区,通过对城市空间肌理和功能变化的演进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城镇在不同时期的布局特征,并找到城镇布局中较为关键和恒定的重要特征。
道路街巷演进分析:道路街巷系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的发展,道路的数量会有增减的变化,并且道路肌理逐渐变得复杂。不同时期的道路街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逐渐演变。通过对道路街巷的演进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的变化以及其与城市功能区之间的联系。
建筑秩序演进分析: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图片信息的梳理,我们可以分析历史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构筑在空间分布上的特点和历史演变过程。通过研究建筑构筑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断不同时期建筑风格演变、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的演变趋势和规律。
3.2.2 整体演进分析
历史城市发展始终处于动态当中,这种动态性源于部分关联整体,受各类外部因素影响后,城市的部分特征发生演变,这种或多或小的演变都会导致城市发展产生影响,使得整体空间秩序产生演变。
在不同空间载体演进分析后,将同一时期的不同空间载体进行历史信息整合,可以得到完整的历史切片,形成完整历史城市景观演进地图,得到在特定时期下的历史城市所呈现的总体风貌与特征。城市发展速度受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外部影响,有其特定规律,并不和发展时间同步,所以相同的时间刻度,城市发展程度却不同,故结合城市发展的具体特点,可将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按照生物学周期进行分类分为初生、兴盛、成熟、衰败,以此为时间线索进行整体演进分析。初生阶段历史城市多依靠自然条件、物质资源等先天优势条件,成为人类栖息地,城市从无到有开始产生,此阶段耗时较长;兴盛阶段依靠优势条件与资源发展与扩张,发展速度较快;成熟阶段城市开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动力和规律,并按照这种规律稳步扩张以发展;衰败阶段则是在城市发展动力消退或动力改变下,城市难以正常运转进入发展停滞或后退的阶段。
由于城市发展一般是渐进式而非突变式,为了寻找“变化的合理范围”,需要全面认知历史城市的要素、特征、价值,在此基础上对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自然格局、城镇布局、道路街巷、建筑秩序的具体变化,在变化中理清长期动态发展的发展主线与演进方向,找到恒定因素、波动因素、变化因素,这就是历史城市景观演进的内部规律,通过遵循这种内部发展规律,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预测和规划未来发展的方向,面对新建设施、项目等“外部变化”,需要衡量是否符合城市原有的变化范围,以达到“管理变化”的目的。
3.4 基于景观演进规律的保护更新思路
研究历史城市空间的景观演进规律,其最终目的还是以此找到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路径,并应用于未来城市发展规划中。但从过往历史城市保护的经验和城市发展自然规律来看,将历史城市中的传统物质景观元素尽数保留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圈地与一刀切式保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维护管理,静态保护也导致历史城市失去自我更新动力,徒有空壳。因此,保护与管理应当有轻有重、有抓有放,对于那些在历史城市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决定城市结构与特征,长期存在,具有相对稳定,演进方向较为明确的高价值景观特征应进行重点保护;对于那些持续时间较短、不对城市空间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元化特征进行适当更新演替,促进城市新的发展演替;对于阻碍城市空间自然演进甚至改变演进方向的变化应当进行及时反对与制止。故在分析景观演进规律时,应该重点分析景观特征的演进方向、在演进过程中的持续性、对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发展的作用,同时,由于历史城市在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城镇的演进与变化会受到外力冲击产生阻碍正常演进的消极变化,或是更为严重的演进方向性的改变,故并非所有的演进都在朝着自然有益的方向进行变化,因此对变化规律需要进行总结判断,才能对保护与管理提供依据,使其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与发展。
4 总结
不同时期的历史城市所呈现的风貌并不存在优劣与对错,长期动态中所体现的稳定特征才是历史城市的真正的地域性与个性。城市始终处于动态发展,而这种动态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常态与一般规律,历史城市的管理与保护同样需要遵循这种客观规律,而非追求被动、静止的保护方式,以达到对某个“历史片段”风貌的保留。为遵循这种客观规律,就需要对历史城市长时间的周期规律与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总结,通过城市发展演进过程,寻找其中的发展主线,以及变化波动范围,厘清城市内部的发展轨迹与动因,依据这些变与不变,指导城市空间未来对于变化的合理范围与可接受范围。故引入HUL视角与景观演进研究,对于避免静态保护,保留历史城市地域记忆与特色,走出保护困境,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新范式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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