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及其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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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明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本·阿格尔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生态危机的表现、成因、解决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展望四个方面展开,系统阐述了经济危机为生态危机所取代、异化消费、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以及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社会制度等内容,从而构建起较为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从综合理论和现实来看,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具有局限性,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但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当下中国把握生态领域矛盾、变革生态治理模式、转变大众消费理念,进而推进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美丽中国

吴嘉明.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及其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启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2023年7月,总第45期.ISSN2749-9065


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暴露了现代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危机。如何理解和解决生态危机,是当代社会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在这一背景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流派。

·阿格尔(Ben Agger)是加拿大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了生态危机理论,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本·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最新表现形式,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异化关系。基于这一观点,本·阿格尔构建了生态危机理论,以期“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1],进而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开辟社会主义新前景 [1]。可见,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性和现实针对性。系统梳理和评析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下中国的生态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格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了生态学、消费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理论和思潮,对当代社会普遍发生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变革的理路。

(一)社会危机的表现: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借鉴吸收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引起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2]。

在此基础上,本·阿格尔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他认为当代社会的危机表现形式已经由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并指出“应当认为,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主要是劳资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而危机的形式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1],“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了效用” [1],人类社会进入了生态危机的时代。在本·阿格尔看来,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在现代工业生产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顾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片面地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大量开采和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平衡的持续破坏。另一方面,在现代消费领域中,人们不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需要来消费商品,而是被媒体、广告等外部因素所诱导,对自然资源和商品进行过度消费,从而破坏了人类社会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因此,当下社会中人们的过度消费和工业生产的无限扩张都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形成和加剧。“生态危机”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最新形式,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矛盾关系的深刻体现。

(二)生态危机的成因:异化消费

为了探讨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需要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3],劳动者不再是自由的主体,而是被物化为一种商品,成为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对象。

·阿格尔指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理论已不再能单独运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 [1],并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异化消费理论。他认为,“异化消费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1]。消费不再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手段,而是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人们为了发泄在单调、重复的机器化大生产中产生的厌恶和苦闷等情绪,在资本的媒体和广告诱导之下,误以为通过消费可以获得幸福和愉悦,甚至将消费作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唯一途径,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无尽的欲望和空虚。在异化消费的作用下,消费者不再是理性的选择者,而是被商品化和异化的受害者。

·阿格尔认为,与“异化劳动是实现物质丰裕的必要条件”相对应的,异化消费的存在必然导致商品的过度生产,从而对生态产生“破坏性的、浪费的” [1]效果。一方面,异化消费导致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同时,异化消费也导致了人们对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削弱了人们对生命和环境的尊重和责任感,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揭示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三)社会变革的模式: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

“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这一社会变革模式是本·阿格尔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种创新运用和深化扩展。本·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过度生产和异化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且应更多从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层面进行考量。这一变革模式是针对异化消费而应运而生的,认为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期望是无法实现的,从而产生一种失望和反思的心理状态,这就为社会变革创造了可能性。

·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阐述了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具体内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人们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的重新进行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1]。在“期望”破灭后,人们不再把异化的消费和商品的获得作为自身需求的满足,而会对“简朴生活”产生兴趣,不再从广告、消费等中获取快乐。这种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是被为资本所操控的广告媒体所诱导的,是从人们自身的真正需要出发的,是由人们自主选择和创造的。如此一来,人们在较好满足自身真实需要、收获幸福的同时,也能够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减少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和破坏,从而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最终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四)生态社会主义的展望: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社会制度

在对生态危机的表现、成因和变革路径等方面进行分析之后,本·阿格尔进一步思考了如何改组当下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使得生态环境免受破坏,并使人类社会“趋向于生态社会主义” [1],并预言“未来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缩减商品生产、不再使劳动和闲暇异化、工人自治的、非极权的、分散化的和官僚化的社会主义” [1]。

在这一概念中,所谓“分散化”是指强调采用小规模、低能耗、低污染的技术来代替大规模、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通过使社会的工业生产“分散化”,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达到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非官僚化”则是构建分散化、去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体制,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权力集中和官僚主义的政治结构,同时力求排除大资产阶级垄断对国家经济的不良干预,塑造民主、自由、集约的社会氛围,以实现自然环境的稳定 [4]。各类社会组织不再是按照等级制和官僚主义来进行管理的,而是由工人对生产过程全程参与和直接管理,从而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 [1],实现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构建起稳态的经济模式,从而达到优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

二、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一)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合理性

1. 在理论构建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其他学科理论有机结合

·阿格尔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基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本·阿格尔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包括:第一,异化的理论和对异化的批判;第二,深深植根于内在矛盾的制度的理论;第三,危机的理论和过渡的战略” [1]。在此基础上,本·阿格尔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推动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的有机结合,构建了生态危机理论。

在这一背景下,本·阿格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下社会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本·阿格尔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和对异化的批判,并将异化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认为资本主义运用广告、媒体等媒介,操纵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使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了异化。其次,本·阿格尔坚持了马克思关于内在矛盾制度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和生产的无限扩张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并主张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摆脱生态问题。再者,本·阿格尔发展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形式。可见,本·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既深刻透视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和生态环境新威胁之间的联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内容,也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在价值导向上,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3]。从本·阿格尔的观点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是历史的,即人与自然关系随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当下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扭曲,集中表现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与消耗。

·阿格尔在阐述其生态危机理论的过程中分析了当代资本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为这些资本家仅仅追求利润,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最终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不仅损害了生态环境,也损害了人类自身的利益,人类身体健康和长远发展产生威胁。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工人自我管理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模式下,人类将以分散化、非官僚化的小规模技术和管理体系来组织生产和消费,以稳态的经济模式来达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使人和自然完全和谐一致” [1]的构想。由此可知,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体现了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新主张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审视,在转变人们的消费方式、重塑正确价值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5]。

3. 在原因剖析上,把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

·阿格尔在阐述其生态危机理论时,揭露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现实和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鲜明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批判。

其一,本·阿格尔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认为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无限制的生产,是不可持续、不平衡的,以牺牲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少部分人的巨大财富。其二,本·阿格尔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认为当下的消费是一种异化的、虚假的消费,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异化。其三,本·阿格尔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出它以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和统治为目的,让人们相信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是工业组织所必须的,接受“等级制的指挥系统和官僚主义赖以为前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分”,并认为“社会主义变革的进程就可能不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工业国有化、工人管理、总罢工等等),而是从不同形式的解放意识形态开始” [1]。本·阿格尔结合生态危机理论,从多个方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充分批判,勾勒出“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新维度 [6]。

(二)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局限性

1. 在论述社会危机的表现时高估了生态危机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本·阿格尔指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发凸显,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成为了最主要的危机形式。

事实上,所谓“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作用下的社会危机在生态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一方面,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各行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确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但“生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其中的一种衍生形式,并没有成为人类社会危机的主流,且经过各国数十年的协作治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已呈现缓和趋势。另一方面,战后各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宏观调控和国有化改革,但并没有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且危机的影响深度和广度都日趋明显 [7]。本·阿格尔在生态危机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变化和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论断颠倒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过分夸大了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的地位。

2. 在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上过分依赖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

针对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本·阿格尔提出了“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这一解决路径,主张人们在期望破灭之后回归本真需求、做出理性选择,最终消除异化消费,即从人的消费观入手,试图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使人们过热的需要冷却下来,转变为“简朴”的状态,以达到社会主义变革的目的。

·阿格尔将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人们的消费观念的变化,这无疑忽视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深刻影响,以及人们对消费的依赖和惯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受到广告、媒体、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和诱导,不能够通过简单的“期望破灭”来实现突变;即使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也可能采取逃避、否认等心理策略,而不是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消费观念。除此之外,本·阿格尔还提出了“我们不是主张把生产资料归还给工人,而是主张把创造理性和自我指导性交还给长期生活在专家奴役之下的工人” [1]。这一方案不寻求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仅寄希望于改变人们的消费理念来消除异化消费,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危机。

3. 生态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模式具有乌托邦色彩

·阿格尔认为,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对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进一步压力,“只有使经济分散化,才能在生产和消费中恢复一种适于生存的、非扭曲的关系” [1],所以本·阿格尔主张减缓工业的发展,最终实现一种“无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即使得人们在重新思考自身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生态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减缓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理论的进步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将全社会的生产规模趋于静止和分散,进而实现所谓“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一方面,它假设人类的需求是固定和有限的,而忽视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以及人类创造力和创新力的潜能,束缚和遏制了人的需求,可能会导致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甚至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漠视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而片面认为科学技术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属工具。这种“零增长”的模式,会使人类社会错失发展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用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机会。因此,本·阿格尔所畅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稳态经济”模式具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

三、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提出了未来五年“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8]的目标任务,对新时代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值得我们对其批判性吸收,为当下推进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思路启发。

(一)把握生态领域矛盾,找准生态文明建设方向

·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当下工业社会最突出的矛盾,因而做出了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片面论断。上文已对此进行批驳,但本·阿格尔关于社会和生态矛盾的理论也启发我们准确把握生态领域各类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9],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要求全党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 [8]。因此,一方面要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方面的需要,不可偏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分析和解决环境领域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如怎样在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怎样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怎样在尊重自然价值的同时保障人的发展权利等。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生态建设领域的具体矛盾,才能够在新时代顺利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变革生态治理模式,正确处理生态领域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反对过度的政治集中,也反对包括政治主体和市场主体等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官僚化,认为要构建生态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政治经济结构的进一步集中,而是使这种结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化” [1]。虽然这一“分散化”的模式有脱离实际之嫌,但其引导生产者自我管理等方面的理念值得借鉴。

当下,中国生态建设领域亟待变革生态治理模式,协调发挥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其一,政府应该扮演好引导、监管、执法等角色,积极发挥宏观部署、权责划分和激励制约等方面的职能[10]。其二,个体工商户及企业等市场主体应该规范自身行为,对外承担生态责任,对内优化组织结构和工艺升级;同时,市场主体应注重将生态权责下放到科技创新和工业生产一线,加强生产环节中劳动者参与的民主化管理。其三,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类网络新媒体在社会生产和生态保护中的监督、评价和生态标准制定与维护等的作用,在社会构建有益引导,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完善。

(三)转变大众消费理念,引导社会成员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阿格尔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受广告、媒体等诱导的异化消费行为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影响,以及人们消费理念和自我需求的转变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意义。虽然其“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模式无法付诸实践,但是引导社会成员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对于美丽中国建设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新媒体广告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们以隐蔽的形式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消费主义的思想,诱导人们追求奢华物质享受,不仅扭曲了人们的价值理念,致使拜金、炫富、攀比等不良心理与行为甚嚣尘上,更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本·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启示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扭转这一局面。一是要引导人民群众摒弃以物质消费实现自我满足的这种不健康的消费观,倡导在经济能力范围内、满足合理需求前提下的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二是将人民群众的需求更多引导至精神和文化领域,加大对文化、艺术和教育产业软硬件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帮助人们在其他活动领域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三是要健全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引导人民群众厉行勤俭节约,加强对铺张浪费、挥霍资源等行为的监督和管制。


参考文献

[1] [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赵睿夫. 本·阿格尔生态思想及其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 鄱阳湖学刊,2018(3):86.

[5] 杨海军,史娇艳. 本·阿格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 决策与信息,2022(02):30.

[6] 许淑敏. 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D]. 南京师范大学,2021:46.

[7] 刘志清. 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D]. 山东农业大学,2020:41.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9]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民出版社,2017.

[10] 秦琴. 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权责的错位与重构[J].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