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实验猴引发资本市场牟利乱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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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小夏

摘要：我国有丰富的野生灵长类资源，在野生动物利用（贸易）的政策下，更是全球第一大实验猴供应国，存栏量在2013年达到高峰30万，此数量一直维持至今。2020年后，宣扬实验猴短缺的文章和产业链人士的呼声不断，称短缺局面已经阻碍中国生物科技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权威人士指出：实验猴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扭转，且存在养殖企业近年来恶性竞争等问题。

本文探究了实验猴在我国的局面，也探讨了知名头部生物资产公司猴子的买卖和存栏情况，特别是上市公司通过购买大量猴子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的案例。

文章还简述了中国实验猴出口及海外实验猴的情况和野外灵长类的状况。最后，文章还分析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野生动物养殖和贸易的条款，并呼吁相关部门对资本市场通过野生动物买卖牟取暴利等行为采取措施。

关键词：实验猴；灵长类；海外；供过于求；资本

华小夏实验猴引发资本市场牟利乱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带来的借鉴意义.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第5期，2022年4月，ISSN2749-9065

我国有丰富的野生灵长类资源，在野生动物利用（贸易）的政策下，更是全球第一大实验猴供应国，存栏量在2013年达到高峰30万，此数量一直维持至今。种类主要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食蟹猴（25万）和中国本土猕猴（5万）。2020年后，宣扬实验猴短缺的文章铺天盖地，实验猴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人士都现身宣扬：中国实验猴数量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短缺局面已经阻碍中国生物科技的发展。

这些文章的背后有何玄机，实验猴在我国的局面到底如何，值得探究。

201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种质资源中心主任的专家表态：我国实验用的食蟹猴，猕猴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现象十分突出。国内对非人灵长类动物的需求不大，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扭转。

2020年1月，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向国家林草局递交了《关于实验猴（食蟹猴，猕猴）普查的请示》，阐述养殖企业近年来恶性竞争，中间商恶性压价。如图：

这说明一直到2019年底，实验猴行业的问题仍然是供过于求，需要恶性竞价来促销，以至于行业协会要向国家林草局求助，解决实验猴销售低迷的问题。

下面是我国实验猴的一些数据：

存栏量：30万只，其中三分之二存栏是为了出口。这是2021年上海林业局给出的数据。

生产量（新出生猴子数量）：2015年是9.43万只。也就是生产与存栏比例为31%（9.43/30）。这是2015年官方普查数据。近期的生产量未见官方数据，不过参考2015年的比例，和一些大型实验猴养殖企业的网站，可供销售量一般为存栏量的20%-30%，也就是6-9万只。

销售量：2016年，共计销售4万只，其中国内销售1万只，出口国外3万只。2018年，共销售3.8万只，其中食蟹猴销售3.5万只，猕猴销售0.3万只。2019年，无官方数据，非官方来源说是2-2.8万只。从2019年年底，医药研发合同外包（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简称CRO公司）的上市公司开始拓展上游产业链，大量买入猴子储存甚至收购养殖企业，买入的猴子并非真正的实验用消耗量，详见后文。

综上所述，我国实验猴产能可达6-9万只，国内的需求2-2.8万只，剩下的出口。国内的供应非常充分。而在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野生动物进出口被叫停，3万只实验猴不再出口，供应方多出3万只。同时因为新冠疫苗的研发，对实验猴的需求增加，根据2021年1月的《上海科技报》，我国研发新冠疫苗和药物，使用了0.6万只实验猴。

3-0.6=2.4万只，因为新冠疫情的多重影响，跟往年相比，实际额外增加了2.4万只实验猴可供国内销售。这样看来实验猴供过于求的情况应该更加严重。

那么究竟是供过于求，还是短缺，最可靠的数据是全国存栏量的变化，如果真的如产业链人士所说：需求大幅增长，生产量无法跟上，一直在消耗存量。相比两年前，全国的存栏量应该显著下降，而实际上，全国存栏量持平，仍旧是30万只（出口的猴子份额留存在国内，抵消了国内生物医药的使用增长），这说明实验猴短缺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那么为什么产业链上的人要宣扬实验猴短缺呢？实验猴又是如何从低价竞争到所谓的“一猴难求”的？

国内的销售情况：

我们先看看过去两年谁在大量买猴子，又是谁在猴价上涨中获利.

涨价自然是对卖方有利，不过这次买方也赚的盆满钵满。

卖猴子的就是上游实验猴养殖企业，因为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野生动物利用政策，也就是鼓励野生动物贸易，所以相关产业非常发达，头部实验猴养殖企业的存栏量能高达2万只，年出栏量5000只左右。它们的大客户一般是医药研发外包CRO上市企业，近两年甚至被CRO企业收购，成为其子公司。下游客户：CRO企业和一些科研院所，医院，大学等。

我国实验猴最大的销售商是广西雄森灵长类实验动物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广西雄森），从2004年起，国家林草局每年分配给广西雄森的实验猴销售限额就远高出同行，根据林草局网站，2021年，广西雄森向下游客户销售了5140只实验猴（不包括销售给其他养殖企业用于优化种源的猴子）。此轮涨价，如果实验猴单价上涨5万元（每只从1万元涨到6万元），广西雄森这样的大养殖商，每年收入可增加2.5亿元。广西雄森总销量的70%，3666只销售给了同一家企业--昭衍新药。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昭衍新药，603127）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药明康德，603259）这两家CRO上市公司，是实验猴产业最大的客户。

大量购买实验猴或者收购养殖企业，主要是为了降低使用猴子的成本吗？而实验猴价格飞涨, 是否对CRO企业不利，造成营业成本上升，利润降低呢？

市场能否起到调节作用？当实验猴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下游企业会考虑改用其他更便宜的实验动物或者其他替代方法，从而减少猴子的需求，最终使猴子的价格回落呢？答案都是否定的。囤积了大量猴子的CRO上市公司是涨价的获利者。答案就在其财务报表中：在财务上，实验猴属于生物资产，在价格的上涨中，生物资产产生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直接成为企业的利润。生物资产越庞大，价格上涨越多，变动收益——利润就越大。（比如：1万只猴子，初始单价为1万元，上涨到3万元后，上涨的2万元X1万只猴子=2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属于利润）。

药明康德的财报表明：食蟹猴和猕猴是公司唯一的生物资产。药明康德是全球市值最大的CRO企业之一， 2015年从纽交所退市后，2018年在A股上市。当年年报尚未出现生物资产的项目， 2019年年底收购了实验猴养殖企业：苏州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苏州康路）及它的子公司广东春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广东春盛），苏州康路是2019年9月新成立的公司，半个月后收购了实验猴养殖企业—广东春盛，11月份就被药明康德收购，可以推测广东春盛的2万余只实验猴就是苏州康路的全部存货和生物资产。

2019年财报显示，苏州康路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75亿，而药明康德支付了现金8.04亿，除了1.06亿为商誉外，净资产公允价值被估值为6.98亿元，其中主要的溢价为实验猴资产（存货+生产线生物资产），这两项在苏州康路的账面原值是1.1亿，而药明康德支付了5.9亿，高出账面价值4.8亿，见下图：

2020年初，实验猴养殖协会还在为实验猴的价格低，企业恶性竞价发愁，为什么此项收购中，实验猴被估算了如此高的公允价值？对这项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重大差异，药明康德未在年报中说明依据。

养殖猴子的多卖了几个亿，多掏钱的药明康德是不是吃亏了呢？非也。

高价买入猴子后，药明康德2019年年报上生物资产达到了7.1亿。随着猴价的一路上涨，两年后，到2021年底，药明康德的生物资产达到近15亿，并且产生了巨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利润）：2019年为500万元；2020年为2.9亿元；2021年半年为6.3亿元，累计近9.3亿元，这9.3亿虽然不是真金白银的流入，但是公司的净利润增加了9.3亿，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买入公司的股票，从而推高股价，实实在在地增加大股东的财富。而只要猴价继续上涨，生物资产的基数会越来越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也就是利润将会加速上涨。所以虽然买猴子时多掏了钱，但是和股价上涨的收益比，实属小菜一碟。

昭衍新药紧随其后。

昭衍新药主业为：药物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服务，主要使用灵长类实验动物进行实验，完成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评价。除了有少许实验鼠和比格犬，昭衍新药重要的生物资产只有实验猴。昭衍新药购入实验猴数量的变化在广西一省如下：2020年，是2932只；2021年，是5986只，购买量翻倍。而与此对应的是飞速增加的生物资产，从公允价值的变化可知，昭衍新药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在两年的时间内，从3,094万上涨到2.3亿，增加了两个亿，年化收益率为180%，猴子成了暴利的投资工具。

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越来越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也越来越多。下面饼图是昭衍新药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绿色是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单位：万元）

由此图可见，绿色部分生物资产涨价带来的收益不仅绝对值越来越大：2019年，1307万元；2020年，5472万元；2021年，12,532万元。并且在母公司净利润中占比显著增加，从2019年的7%，到2020年的17%，再到2021年的22%，公司对此项利润的依赖在加大。

那么CRO企业消耗掉的猴子和存栏猴子的比例怎么样呢？

2021年1月，昭衍新药发布公告，对2020年年报做出重要的会计政策的变更，对生物资产的计量由成本法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并对2019年的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昭衍新药虽然在年报上说实验猴的用途很多，用量大，但是从2021-008号公告可看到生物资产计量会计政策的变更对2019年和2020年1-9月营业成本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	2020年1-9月	总计
营业成本调整	350	102	452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利润）调整	1,307	2,728	4,035

上图可见，近两年里，消耗实验猴调增的成本只有452万元，而存栏猴子的生物资产，因猴价上涨，调增的利润是4035万元，是调增成本的9倍。而涨价后，生物资产增加了5283万元，如下：

存货的数据还包括其他试剂等货物，并非只有猴子，但是影响金额的增减只与实验用猴相关。也就是假如一只实验猴涨价1万元，昭衍新药2020年1-9月，消耗掉102只猴子，同时大致有5283只猴子存栏。当实验猴的年消耗量和存栏量高达1:40，意味着即使不繁殖，昭衍新药的现有存栏量也够它使用40年。（昭衍新药宣扬猴子不够用，财报却显示使用的实验猴很少，就此疑问笔者电话及网络留言给昭衍新药，没得到回复）

可以得出结论：上市公司买入大量实验猴作为生物资产，通过猴价大涨，公司获得的利润，远大于实验用掉的猴子成本。这才是CRO企业对实验猴渴求的真正原因。虽然所有的报道都对此三缄其口，但是上市企业的财报，明白地揭示了这一点。上市企业有个特点，最好是每年的利润增长率同比（上一年度）都要增加，才显得有投资价值，一旦增长率放缓，投资者会认为企业后劲不足，是负面消息，会引起股价下降，从而使股东财富缩水。

而猴子的公允价值上涨收益，是由实验猴数量和涨价幅度两个因素决定的，而无论是实验猴继续被CRO企业括入囊中，还是价格继续上涨，又可继续造成实验猴供不应求的景象。

所以出现奇特的一幕：一边实验猴产业链人士大喊一猴难求，一边是CRO上市公司实验猴生物资产快速从几百万攀升到了十几亿。昭衍新药正在广西布局自己的15,000只实验猴的养殖基地。另一家CRO上市公司康龙化成（300759），在2021年收购了两家实验猴养殖公司，存栏量大约7,000只以上。

收购猴场后，这些公司不仅很少对外销售，自己使用的实验猴也在继续外购，并不使用自己的存栏，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猴子短缺的景象。

下图为2021年收购猴场后，康龙化成对投资者的回答：

目前在新三板挂牌的还有两家实验猴养殖企业：北京的中科生物（833207）和四川的横竖生物（871020），他们正等待在A股的创业板上市。

关于生物资产的涨价，我们联想到生猪养殖业，2019年，因为非洲猪瘟，猪肉价格从年初的每斤十几元，飙升到年末的每斤三十几元，而龙头养猪上市企业的生物资产有几十亿之多，如果他们因为价格上涨，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生物资产，不仅资产规模可扩大两倍多，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利润）更将达到上百亿，而这些龙头企业的年利润也不过是几十亿上百亿，如此可轻易地实现利润翻番，实现躺赢。

而实际上，所有的养殖企业都采用的是谨慎性原则，采用成本和价格更低的一方来计量生物资产，更没有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下图节选于温氏股份2019年的年报：

出口及海外实验猴加剧供需矛盾

实验猴产业链人士的另一诉求还包括解禁出口，加大销售端。在国内短缺的情况下，仍旧要出口。

实验猴的需求方主要是美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供应方是非洲、南美、东南亚等有丰富野外灵长类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全球最大实验猴供应国，除了自身有丰富的灵长类外，主要是从东南亚进口食蟹猴，培育成为实验猴后出口给欧美。

美国是全球最大实验猴需求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于2018年发布了报告《非人灵长类动物评估与分析》（Nonhuman Primat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报告阐明：2015年全美实验猴存栏量为10万只，年使用量为6万只。年自产实验猴3.7万余只，2013-2017年平均每年进口实验猴2.3万余只，九成为食蟹猴，主要来自中国。

除了CRO公司的商业用途外，在医学研究方面，哪一领域是使用实验猴最多的呢？

《非人灵长类动物评估与分析》指出：使用实验猴最多的领域是艾滋病治疗的研发。在2013-2017年间，43%的猕猴用于HIV/AIDS的研究。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对HIV的疫苗研发和治疗研究，远远比基础研究学需要数量更大的实验猴。

美国的10万只实验猴，都是进口之后人工圈养繁育的，美国并没有自己的野生灵长类和栖息地，大量使用实验猴，必然要从野外掠夺灵长类资源，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但是这不会破坏美欧、日本国内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中国减少出口后，美国更多地转向了毛里求斯和越南。国内实验猴产业链人士呼吁放开出口，主要是为了每年十几亿的出口收入。不过在他们鼓吹实验猴短缺的情况下，拿什么出口？这是他们抛向决策者的一个烫手的球。

所以终极问题是：猴子从哪里来？猴子从哪里来？猴子从哪里来？

有三个途径：自己繁殖、从国外进口、国内从野外猎捕自己繁殖，灵长类的特点就是繁殖力低，一年一胎，根本满足不了各方需求。

产业链的人士大力呼吁放开进口，来源是东南亚的野生猴子。而猎捕中国的野生猕猴，是羞羞答答但呼之欲出的答案，这几乎是无本生意。

所以那些宣扬实验猴短缺的文章，最终的目的是：

猎捕野生猴子，扩大人工养殖数量，扩大供应端；进入CRO上市公司，放开出口，扩大销售端；从供应端和销售端一起扩大实验猴--野生动物贸易。

有人说：实验猴都是野生猴的子二代，不再是野生猴子了，而实质是野生猴如果不被猎捕，将在野外繁衍，它们的后代及后代的后代都会诞生在野外，而实验猴贸易改变了这些猴子的命运。

野外灵长类需加大保护力度

因为全球的人口增长、城市化、砍伐树木和商业狩猎，全球634种灵长类中的50%面临灭绝危险。而灵长类基本处于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本身缺乏足够资金、技术和管理，来保护灵长类动物。

我国的野生猕猴，因为是实验猴常用动物，野外数目从1998年的25.4万只下降到2008年的7.7万只，十年间下降七成。这是2016年10月西北大学李保国等科学家在SCIENCE 期刊上发表的题为《Save the world's primates in peril》的文章，文章同时指出那些没有野生灵长类的发达国家，却要投资巨额资金将野生灵长类实验化，而非保护其栖息地。

我国有灵长类26种，除猕猴、藏酋猴、短尾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他全部是一级保护动物，这说明它们处于濒危境地，需要保护而不是变成实验猴。

2004年，国家林草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实验用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林护发2004-124号），表明要“严格限制从野外猎捕猕猴用作繁育种源。”由2016年的文章《我国灵长类部分种群数量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可知：2016年全国的金丝猴2万多只，比20年前增加了5000只，年增长率只有2%。这说明野外灵长类种群分散，面临栖息地破碎，种源交流困难，新生猴存活率低等各种生存威胁，而实验猴贸易会使它们的命运雪上加霜。更可怕的是若要将野外猴子实验用途化，最理想的猎捕对象是育龄母猴，也就是实验猴产业链人士提出的“尽可能地让更多的适龄母猴进入繁殖种群”，而野外种群若丧失了育龄母猴，对种群的维持是灭顶之灾。

似乎为了呼应实验猴短缺的报道，宣扬某地野猴泛滥的新闻应运而生，被大肆宣扬的贵阳黔灵山猴子，其实最初是由科研院所的实验猴逃逸来的，这恰恰可以推定，有泛滥风险的不是野生猴子，而是30万实验猴。

用个别公园的人猴冲突，渲染整个野生猴类泛滥，为猎捕野猴实验化造势，非实事求是之举。

下图源于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2021年7月的会议纪要：

如果真的如其所愿，开发国内猕猴资源，在资本的加持下，我国努力多年的“野外灵长类部分种群数量缓慢上升”的态势不仅要逆转，十年间下降七成的局面恐将重现。

野生动物养殖或与疫情根源有关

扩大实验猴的供应端，意味着更大的存栏量，在30万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野生动物养殖，当更多的野生动物被圈养后，公共卫生风险在上升。这则新闻并不令人意外：2021年7月中疾控报告了我国首例人类感染猴B病毒病例：3月份，北京一家灵长类繁殖和实验研究机构的一位兽医，在解剖了两只死猴子后，出现发热及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两个月后死亡。这是中国首例人类感染猴B病毒病例。猴B病毒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原体，它在猴群中广泛存在，感染后可导致脑脊髓炎等，对人的致死率较高。

自1932年首例确诊之后，全球报告了50起人类感染猴B病毒病例，21人死亡，感染者主要从事灵长类兽医及实验室工作，发生人传人现象。如何控制猴B 病毒对人的感染呢？对策是开发疫苗及抗病毒药物，当然，这就需要养更多的实验猴。这是多么讽刺。

当有人渲染实验猴多么重要时，我们不要忘了那些大疫情本身是如何发生的，艾滋病、埃博拉病毒、SARS和新冠肺炎都是人类和野生动物过密接触后，病毒从野生动物身上传播给人类的，当养殖的野生动物数量和密度越大，病毒传播的概率越高，发生疫情的风险就越大，当然一旦疫情发生，我们又需要更多的实验动物来研究疫苗和药物，这就需要养更多的野生动物。进入下面这个循环：

野生动物养殖——传染病——更多的野生动物养殖——更大的疫情——更多的野生动物养殖——更大的疫情

如果我们不反思疫情的根源，是人类滥用野生动物的结果，就不能从这个恶性循环中走出，我们就无力摆脱下一场灾难。我们需要减少野生动物养殖和贸易，如果不对此有行动，那么唯一的胜利者就是野生动物产业链。

主管单位国家林草局需有所作为

终于要提到国家林草局了，是否要猎捕野生猴子实验化，以及统筹实验猴销售给谁，权力在国务院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国家林草局手中。

2004年国家林草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实验用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林护发2004-124号），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上报各实验猴养殖单位的出口申请和审批国内销售数量。实验猴的销售要优先满足国内医学等领域科学实验对其的需要。国内各需要实验猴的单位，将需求数量逐级上报其主管部门，汇总后直接向国家林业局提出，由国家林业局下达调剂方案，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调剂方案具体审批。各养殖单位在优先满足国内调剂需要后，限额的剩余部分可予以出口。

从此条款可知：每年各单位对实验猴的需求，国家林草局是预先知道的，并以此统筹实验猴的分配，而每一次猴子的销售、运输，都需要获得地方林草局的审批准许，甚至拥有猴场的上市CRO公司对自己内部销售猴子也需要审批，作为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国家林草局，对实验猴的管理，从上到下都有极强的控制力。

那么令人迷惑不解的是：

何以出现数万数万的猴子被企业买走充作生物资产，而科研部门大喊短缺的局面呢？

如果实验猴是战略性资源，国内短缺，为什么不像稀土一样，支持收紧或者取消出口？

这样扩大消费端的统筹，目的何在？

2004年林草局表明要“严格限制从野外猎捕猕猴用作繁育种源”。

距离这一表态已二十多年了，这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显著增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如今难道要猎捕野外的猕猴，将其变成生物资产，输送给资本市场？

以国内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猎捕猴子将其后代卖给欧美？

全球最大实验猴供应国，是不是今日中国值得炫耀的桂冠？

对比2020年初实验猴养殖协会向国家林草局的求助，再看看2022他们的“可喜的成绩”“国内市场历史以来的最大成绩”。

在实验猴行业协会大获全胜的的两年，其实就是野生动物利用，即野生动物贸易的胜利。下图节选自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的2021年7月的会议纪要。（广东春盛和成都药明康德都属于药明康德集团）

野生动物保护法

我国的野生动物贸易分类如下：

其中毛皮产业多年连续下滑，已无力回天，食用动物产业被人大禁止。如果国家林草局仍旧要大力发展野生动物产业，药用、观赏及宠物和实验动物是剩下的三个方向，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短短的两年里，实验猴的价格上涨这么多，正如实验猴养殖协会自己所称：协会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支持。某些大的野生动物贸易商，横跨实验动物、观赏、药用多个产业，前文提到的昭衍新药的大供应商，广西雄森，其法人周伟森不仅经营实验猴，另外拥有桂林雄森熊虎山庄娱乐城，拥有上千只老虎和几百只黑熊，销售虎骨和熊胆制品。

林草局有关实验猴的审批，归于“科学研究”一类，所以无论是猎捕野猴，还是销售实验猴，都顶着着造福人民大众的光环，但在这神圣光环之下，是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和公共卫生风险的上升，在只要囤积猴子，就可以“财源滚滚”的大好钱途中，人民群众真的被造福了吗？

涨上天的猴价会不会跌下来，一旦下跌，对资本市场是否会产生冲击？如果猴价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好事吗？

这场财富的盛宴是否会被复制和推广，扩张到其他野生动物，将上市公司和野生动物养殖联合起来，让其在涨价中躺赢？

2018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仍旧侧重于野生动物养殖和贸易，在2020年疫情后，人大认为其不能适应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但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修改版至今不能出台，背后的利益博弈可想而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笔者呼吁符合国家安全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尽快出台。

笔者亦呼吁政府监管出手：

呼吁国家出台政策堵住灵长类及其他野生动物上市的通道

上市公司的业务不能包括销售野生动物，及来源是野生动物的动物

上市公司的生物资产不能包括野生动物，及来源是野生动物的动物。

呼吁国家林草局降低实验猴的出口份额

呼吁国家林草局禁止猎捕野生灵长类娱乐化及实验化

为防止有人哄抬价格，呼吁国家发改委介入，管控实验猴的价格。

实验动物的3R原则（减少，优化，替代）是多年来人类利益的平衡，需要监督相关机构落实到位，发展实验动物替代方案

后记：某位业内人士在采访中说国内实验猴现在的生产量是3-4万，按照这个数据，生产量与存栏量（30万）之比为10%-13%，远低于业内的数据30%；但是在谈到美国NPRC有2.5万实验猴存栏量，他预估了每年近1万的新生猴数量，即近40%，这符合业内的数据。鉴于养殖业在此问题上巨大的利益，业内人士有动机低报存栏量和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