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极限与后增长时代的挑战 ——纪念《增长的极限》出版50周年
文/顾博文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ICTA-UAB)研究员
摘要：2022年是《增长的极限》一书出版50周年。为纪念这本了不起的著作，一场讨论会在挪威奥斯陆举办。该书三位作者之一的乔根·兰德斯教授与政界、学界多为嘉宾对话，话题围绕“增长的极限50周年：经济体能否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限增长?”开展。这场活动回顾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中预测模型的结果与现实状况的联系，提出了对未来的预测和展望，并总结了扭转现状亟需人类共同努力的五大方向，也警示人们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与区域发展等问题的过程中，应更注重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生计和利益。
关键词：增长的极限，去增长，后增长，可持续发展
顾博文.增长的极限与后增长时代的挑战——纪念《增长的极限》出版50周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第8期.2022年7月.ISSN2749-9065
2022年6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Litteraturhuset书店，一场纪念《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发布50周年的活动，以“增长的极限50周年：经济体能否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限增长?” (Limits to Growth +50: Can economies keep growing indefinitely on a finite planet?)为主题的讨论如期展开。早上不到九点现场已经座无虚席，我和大家一起期待着《增长的极限》三位作者之一的乔根·兰德斯(Jørgen Randers)教授的主旨演讲，以及来自挪威政界和学术界嘉宾的现场讨论。现场嘉宾包括挪威的气候与环境部长埃斯彭·巴特·艾德(Espen Barth-Eide)，挪威红党议员苏菲·玛豪(Sofie Marhaug)，欧洲生态经济学协会理事会成员与社会生态转型领域学者托恩·史密斯(Tone Smith)，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IDS-Sussex) 的莱拉·梅塔(Lyla Mehta)教授。
主持这场讨论的是挪威生命科学大学(NMBU)的埃里克·戈麦斯-巴格蒂洪(Erik Gómez-Baggethun)教授。在这场活动之前，我刚刚和其他2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学者一起参加了他与NMBU的同事发起组织的为期3天的关于”稀缺性、极限和去增长的政治生态学探究”(Political Ecology of Scarcity, Limtis and Degrowth)的短期讨论课程，因此这场演讲和精彩的讨论也算是为这个课程画上了一个华丽而圆满的句号。
1972年，27岁的乔根·兰德斯在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参与撰写《增长的极限》，从而成为全球最富争议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之一。回首过往50年，兰德斯教授一方面提到50年前书中模型的诸多预测纷纷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他用诙谐的语言告诉我们面对未来要保持乐观，并且这份乐观有据可循。在演讲之初，他强调人们常常对于“增长”一词有误解，将其等同于GDP的增长。而他所说的增长则是指整体的人类足迹(human footprint)，这包括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等诸多方面。在演讲中他反复强调 “平均福祉(average wellbeing)”这个指标，或者说人民的幸福感和对未来的希望，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且还以中国为例谈及这几十年来积极的改变。兰德斯教授还以中国的五年规划为例，探讨了长期规划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在兰德斯教授分享的预测模型所展现的1980-2100年的全球发展趋势中，人类整体的平均福祉这一指标水平在2020/2030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但兰德斯教授强调，这一趋势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努力来逆转的，这一系列努力包括五大方面：消除全球范围内的贫困(eliminate global poverty)、停止气候变化(stop climate change)、遏止生物多样性丧失(halt biodiversity decline)、遏制人口增长/降低消费压力(stop poluation growth=reduce consumption pressure)、减少不平等现象(reduce inequality)。
整场演讲，年过古稀的兰德斯教授始终神采飞扬，还诙谐地说他现在充满干劲，觉得退休年龄应该继续提高（当然这个饱受争议的人口问题也引起了观众的热议，有年轻观众就提出了关于如何处理人口发展模式以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在演讲结束和参会者做了短暂的交流后，他又匆匆拎起公文包赶赴他的下一个工作会议，去影响更多的人为可持续发展做出实质的改变。兰德斯教授在可持续发展议题方面五十多年来的坚持和依旧不输年轻人的劲头，让我和许多在场的观众都深受触动。
主旨演讲后的嘉宾讨论和观众问答环节也很精彩，几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嘉宾各抒己见，讨论涉及气候变化、环境、能源、经济、社会平等、正义转型等诸多议题。挪威的气候与环境部长埃斯彭·巴特·艾德(Espen Barth-Eide)提及挪威和许多国家都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和深层次的转型而努力。挪威红党年轻议员苏菲·玛豪(Sofie Marhaug)引用经济学理论中的“公地悲剧”，说道“如今的许多环境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而是少数人的悲剧(Tragedy of the Few)”，这一巧妙的引用也得到了莱拉·梅塔(Lyla Mehta)教授的认同。梅塔教授也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享了她的见解，强调在解决全球气候与发展等问题的过程中更应注重社会底层和最贫困群体的生计和利益。
在活动结束后，我简短的采访了兰德斯教授，当听说我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的志愿者时，兰德斯教授格外激动，他对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推动的发展模式和努力表示赞赏，也提到在中国做保护乃至重塑生物多样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采访中，兰德斯教授也有推荐他十年前出版的另一本书《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该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销量甚至超过了《增长的极限》。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兰德斯教授曾预测，在未来的四十年中，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更有可能担任世界拯救者的角色。兰德斯教授也在演讲中提到他在中国的一些工作，其中包括在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的工作。在赶去下一场活动之前，他送上了对中国绿发会及伙伴们的祝福，“祝你们好运，坚持做下去”！
基于全球视角探讨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等议题的探讨，关于《增长的极限》以及“后增长”(post-growth)时代的反思，对于还处在发展和“增长”阶段的中国也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在“30·60”双碳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前瞻性视角的思考，包括如何回应在发展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挑战，抵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正义的后增长时代。